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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晟
来源：余晟以为（ID:yurii-says）
我和许多人一样，最早接触“企业基因论”是在吴军老师的《浪潮之巅》，当时觉得很有新意，很有启发。不料许多年过去，“企业基因论”最近成了争论的热门话题。
我一向以为，有不同观点无所谓，能摆事实讲道理，公开拿出来讨论就是好的。高质量的讨论能有效提高信息的质量，对许多问题是如此，对“企业基因论”也是如此。可惜的是，目前似乎还缺乏高质量的讨论，所以我在这里说说自己的看法，权当抛砖引玉。
我观察到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吴军老师阐述的“基因论”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早在《浪潮之巅》第十四章里，吴军老师说的“企业基因论”是这样的：
我和李开复以及许多优秀的管理者探讨过为什么一个公司进入成熟期以后，很难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功。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这使得该公司获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会渐渐地、深深地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这个公司的基因。
《浪潮之巅》第14章
如今在刘润与吴军老师的对谈里，“企业基因论”的解释是这样的：
（基因论）指的是，任何一个组织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受到早期创始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持续的时间还很长。
比如，美国建国距今已经200多年了，今天你去到波士顿地区，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来自于英国清教徒移民的文化，这几乎很难被其他文化所融合和改变。
公司的发展其实也同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创始人意识形态所限制的。
刘润，公众号：刘润
可以看到，之前的“企业基因”，指的是“（企业在适应自己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内在因素”。后面的“企业基因”，指的是“长时间影响着企业的创始人的意识形态”。
两者或许有关联，但显然不能重合，因为区别很明显。否则，吴军老师在举美国的例子时，就不应当强调“波士顿地区的文化”，而应当强调“美国的文化”。
许多人都知道，早期清教徒移民和美国的关系很紧密。那么，为什么寻找清教徒移民文化要去波士顿地区，而不是看美国的文化？这或许恰恰说明了，随着组织的扩大和发展，创始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可能减弱的，其它因素的影响是可能加强的。或者说，即便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有长期影响，其影响范围可能也是有限的。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吴军老师自己的解释与外界之前的若干解读并不一致。
比如有许多人把“基因”理解为企业运转的惯性（实际上我以为“惯性”更合适一些）。显然，没有人相信惯性只能来自第一推动，来自于创始人。在企业运行的过程当中，外力当然可以产生新的惯性，甚至累积下来成为深层次影响因素，因此大概也染上了“基因”的色彩。如今美国的某些“文化基因”（如果与“企业基因”有可比性的话），大概并非来自早期创始人。
所以，如果“基因”限定为创始人的意识形态，那么“基因”与“惯性”就是两个概念。而且惯性往往是可以观测到的，而“企业基因”不能像人类基因那样，通过科学检测来得到客观结果，所以也有人说“（企业）基因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
再比如，有不少人去考证“企业基因”的出处，并给出了各种说法。一篇流传广泛的文章就声称：
基因决定论在概念上并非吴军首创，而是嫁接了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创作的一部遗传学著作《基因论》（The Theory of the Gene）里面的概念。这部1928年首次出版医学巨作，对已经发现的所有重要遗传学现象，都用基因学做了解释。
虎啸商业评论，公众号：虎啸商业评论基因论是歧视？先天不足不重要，贵在“知耻后勇”
看起来有年代有人名有原文，应当靠谱。可惜，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吴军老师的确认，吴军老师自己说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