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多湾》是我献给故乡中原大地的一部作品，那么《日近长安远》我要献给这座我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自有她的丰厚底蕴，她不在乎谁献她什么或不献什么，完全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几年前，起笔时候，小说是另一个蹩脚的书名，当别人问我新小说叫什么名字，总是难以启齿，在不得不出现名字的时候，括号里注了“暂用名”。无意中读到“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我心中一暖，这不正是我这本小说的名字吗？
我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我已经先期实践了。两三岁时，母亲把我留在家乡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她到西安去父亲身边。小时候认为我大周村是世界的中心。1979年秋天，转学到西安上学。童年记忆之中，坐着绿皮火车，几次往返于西安和中原小站，我对这座城充满无限向往。
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西安。当我一想到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河南的农村，好像那里的农村才是农村，大周村的生活才是乡村生活，只要书写乡村，笔端就指向、也只能指向那片土地。
经过一番纠结，最终决定还是要将我的这部新长篇《日近长安远》的主人公设置在故乡那片土地上，甚至用了一个真实的地名：北舞渡。因为我小的时候，村里大人常说起这个地方，是一个繁华的古镇，中原名镇，在另一个县，神秘而遥远，小小的我到不了的地方。在这部《日近长安远》中，正式登台亮相，成为故事发源地。当然，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小说中的北舞渡，自然不是真实地理上的北舞渡。2016年在漯河为《多湾》做推广活动，终于到了那里，才发现她离我们村子，原来只有三十多公里。彼时正写《日近长安远》，写到两位女主人公在乡镇的生活，还没有给那个镇想好名字，突然决定，就用北舞渡。这三个字与小说的故事多么切合啊，渡口代表着远方，有河流，桥梁，有出发，回归，有无限的可能。生活的恩赐无处不在，你眼下的写作其实与之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时时有着关联。虽然这部小说，就像鲁迅所说，“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但是，我内心深处看取世界与人生的眼光，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才能生机勃勃地生长开花结果。
为此，我无法处理女主人公的工作调动问题，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一路走到省城的问题，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事调动，罗锦衣她不能调到外省，只能本省消化，于是，我塑造了“绿城”，这个绿城，按说应该是郑州，却又不是，我更愿意它是一个虚构之城，因为说实话，我对郑州也并不熟悉，只是来去匆匆过许多回，我没有底气表明，女主人公罗锦衣生活的城市就是郑州，我使用不起这个名字，于是，它成为“绿城”。这样，关于罗锦衣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主人公的命运，仿佛一场梦境，“绿城”或许只是化城，只能看见，却摸不到，抓不住，只有主人公打回原形，踩到故乡的土地，才像是从云端回到大地。
而落在实处的西安，我用了真实的地名，因为，我熟悉这城市的一切，四十年的时光，此城已是第二故乡。随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一切熟稔无比，年轻时不再觉得她多么好。年长之后，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慢慢感到，还是西安最好。
我写到都市生活，无论是哪里的都市，发生多么新奇的故事，在我心里，大致范围出不了城墙内外我时常出没的那几条大小街道。当我写到罗锦衣在绿城步步高升，成为处级干部的时候，需要给她找一个单位，苦苦而不得，那天买菜路过一个设计院，我站在马路对面，对着那个院门观望了十来分钟，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与车，于是，罗锦衣的设计院诞生了。那个远在绿城的，压根不知搞什么设计的设计院，其格局和风貌，很是像我家楼下的那家设计院。而秋生为了送礼，站在李队长家门口等待主人归来时，看着楼下不远处城墙上的灯火，也正是从我家楼上看出去的夜景。罗锦衣抹去官职，困守家里，听到的市声、楼下学校的铃声，也是我家楼下；她所看到的凌霄花，抚慰她伤痕的街市上的一切，轰轰然转动的每一天的生活，自然也来源于我家楼下的那两条小街。秋生宝珠夫妻批发服装的康复路，开饭馆的“平顺街”（此小街为虚构地名），停车收费的地段，都是我生活过的无比熟悉的东郊地区。
作家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心里踏实，写出真切感。
我来到这座城，整四十年了。河南人、西安人是我身上的两个符号，在西安，我是河南人，走出陕西，我又是西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