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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但我觉得，你在自己拍摄的电影里甚至没有露脸，即使是作为导演参与，也让人感觉很奇怪。虽然现在每周杂志头版仍然会出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但你担心以后影迷会忘记你吗？

　　A：每个老演员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好在我和布拉德.皮特从不阅读八卦专栏，有时候，我们是最后读到关于自己八卦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默默无闻，无人问津，也就不可能拍出这部电影，不可能让别人注意到我的观点，因为没人想要听我表达什么。

　　B：你觉得这部电影的精华是什么？

　　A：我想要传达许多信息，其中一个是理解那些几十年来经历融合与通婚，共同生活在当代欧洲那些美好城市的人们，为什么突然间因为战争而反目成仇。那些受到强暴、杀害、虐待的女人和孩子的命运，让我深受触动。她们不得不为了他人的决定和战争的后果承受痛苦，付出代价。

　　这部电影不能说是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场拍的，但战时女性受到有组织的蹂躏是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必须清楚地揭露出来。我与那些女性共患难，也希望公众能分享我的感受。电影中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想法，是两个相爱的人如何陷入这样的境地：“你先杀我还是我先杀你？”

　　B：业界有许多女性导演，比如凯瑟琳.毕格罗，都喜欢搞一些充满“男子气概”的课题，比如战争。你的首部导演处女作充满血腥、死亡和强暴，你也打算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吗？

　　A：我想要观众与暴力对峙，我想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电影中把大规模处决和强奸展现出来，让观众深深触动。同时，电影中的暴力通常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你不会近距离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和死去的孩子。大规模的处决常发生在镜头之外，有时只是通过声音表现。至于强奸镜头，你不会看到赤裸的身体。但从一定程度上我想要用真实感的冲击来表达争议性。

　　B：你希望能改变什么状况？

　　A：改变状况不是我要做的选择，换言之，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是想在人与人之间或许政客间建立一个话题。因此如果明天你在某个国家，或许比南斯拉夫更遥远的国家看到炸弹爆炸的消息，你会记得我的电影以及此时此刻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许不只是你，还有应该为那些罪行负责的人，也会想起我的电影。

　　B：但是你的项目也带来了其他冲突，比如萨拉热窝的女性战争受难者联盟（The Wome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the War）认为电影有误导之嫌因为影片中波斯尼亚女人和塞尔维亚男人的关系表现得太浪漫了。

　　A：首先，我不是在拍纪录片，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电影是虚构的，是个特写。当然，我能理解在人们心中，战争的伤口依然鲜血淋淋。我也理解当这个话题被重新提出时他们的敏感。同时，我们把电影放给一些女性当事人看，她们都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她们现在对电影表示支持。

　　B：你做了好几年联合国难民署大使，这段经历有没有改变你和好莱坞的关系？

　　A：当你第一次来到战场，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会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醒来，开始自省，我怎么可以哪怕只有一天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我认为好莱坞和整个娱乐产业代表人生光鲜的一面，那是件好事。我觉得它有时也是严肃的，它教育或者像某些人说的“引导”了好几代人。

　　但好莱坞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有时，一些对比让我感觉很奇怪：在危险地区，我独自旅行，没有安全保；而当我走在红地毯上时，至少有六个保镖跟着我。我在柬埔寨、非洲和一些贫困地区遇到的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医疗护理，甚至头顶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屋檐。他们因客观原因被迫过着一种简单粗暴的生活。然后我把他们的生活和洛杉矶社区的人比较，每次都对自己说，“可恶，为什么大部分拥有汽车、房屋、电脑的人看不到这样的真实？”

　　B：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好像在电影里看到了布拉德.皮特，当他被狙击手击中的时候？

　　A：确实如此，我本来希望没人发现他。出于一个我觉得很实在的原因，我让他当这个配角他能“死”得很逼真，许多演员和替身都不行。我也不在行。信不信由你，“倒地而亡”是布拉德特殊的表演天赋，他很擅长这个。我需要一个好的“替死鬼”，他就是那个人。

　　B：你如何处理演员的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