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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長篇小說長足崛起，一些作品在大浪淘沙中留了下來並一直長銷不衰，它們所憑靠的，都是經由典型概括和個性化手法塑造出來的性格鮮明又氣韻生動的典型人物，他們在向人們顯示不凡個性的同時，也展現出時代的精神氣質。如路遙《平凡的世界》，通過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相似的坎坷命運與不同的人生追求，反映年輕一代農村青年的艱難成長，以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的內在關聯。而陳忠實《白鹿原》，則在白嘉軒、鹿子霖的明爭暗斗的相互較量中，串結起家族衰落、鄉土式微與歷史變遷的多重意蘊，個性化的人物形象裡凝結諸多文化符號與精神密碼，令人思忖，引人咀嚼。

　　經由獨特的人物形象塑造，真實而獨到地反映一定時代生活的成功作品，還有莫言《紅高粱》裡的余佔鰲，張煒《古船》裡的隋抱朴，阿來《塵埃落定》裡的傻子二少爺，余華《活著》裡的徐福貴，徐貴祥《歷史的天空》裡的梁大牙，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裡的吳摩西等。這些作品幾乎就是以一個人物為中心，由獨特的性格塑造和別樣的命運揭示來體現作家人性審視的深度與藝術概括的力度的。由於人物性格與人生命運的相輔相依，人物成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的“這一個”，不僅與作品一同留了下來，而且日漸成為人們品讀不休、評說不盡的經典。 

　　沿著現實主義道路不斷拓進

　　現實主義因其細節的真實性、形象的典型性與描寫方式的客觀性等主要特征，滿足中國作家的寫作追求，也貼合中國讀者的閱讀需求，現實主義一直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尤其是40年來小說創作中佔據突出地位，催生了一大批優秀小說作品。

　　“傷痕文學”在剛一露面引起爭議之時，陳荒煤就敏銳指出：傷痕文學“揭示了人們心上留下的傷痕”“也觸動了文學創作上的傷痕”。也就是說，“傷痕文學”以直面人生與人心的方式，恢復了文學寫作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小說創作中以直面現實為旨歸的現實主義寫作，不僅在發展演進中逐步走向深化，而且歷練了一茬又一茬的實力派作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經典性作品。

　　40年來，現實主義不斷更新，主要推動了兩類小說創作的長足發展。一類是家族歷史與文化的創作，這類小說以家族歷史為主干故事，通過一個家族在一個時期的榮辱盛衰，來透視文化精神的嬗變，折射社會變遷與時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張煒《古船》、陳忠實《白鹿原》、阿來《塵埃落定》、李銳《舊址》、莫言《豐乳肥臀》等。另一類是“反腐”小說寫作，這類小說以改革開放為背景，主寫義利抉擇、正邪較量。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人間正道》《人民的名義》、張平《抉擇》、陸天明《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周大新《曲終人在》等。可以說，由於運用嚴謹的現實主義寫法，貫注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些作品做到了思想精深與藝術精湛的桴鼓相應，達到“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較高標准。

　　在堅持現實主義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路遙《平凡的世界》。這個作品寫作與發表的80年代中期，文學界追新求異的熱潮正如火如荼，現實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遙沒有任何猶疑，他毅然選擇嚴謹的現實主義寫法，精心又用意地描寫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的青春成長與人生打拼，由此表現改革開放給農村青年帶來的命運轉機。由於作品做到了為小人物造影，為奮進者揚帆，出版之后廣受好評，累計印數超過1700萬套，在當代小說長銷作品中名列前茅。《平凡的世界》持續熱銷，暗含了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學課題，那就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現實主義，包括它的自身內涵、外延與意義，也包括它與中國文學的密切緣結，與中國讀者的內在聯系。

　　風格手法在借鑒中開拓豐富

　　作家有各自造詣、各自追求，小說有不同取向、不同寫法，由此造成文學寫作在個性化基礎上的多樣化。但任何取向與寫法都各有長短，兼有利弊。因此，在堅持自我的同時不斷汲取別家之長，彌補自家之短，就是文學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40年來的小說創作，由於小說家們注重在學習與借鑒中自我更新，小說創作求新求變成為普遍風尚，也成就作家藝術成長與作品新意迭出。

　　適逢改革開放拉開序幕，一些敏銳的小說家們便在小說藝術上廣泛借鑒吸收，使小說創作不時吹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清風。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風》等中短篇小說中對“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對人物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實現了由主觀感受折射客觀世相的特殊效能。隨后，一些超越傳統文學范式的新寫法不斷刷新，其中比較典型的，如蘇童、格非、孫甘露、余華等作家運用“先鋒派”手法創作“新歷史小說”，阿城、韓少功、鄭萬隆、李杭育等作家把當下現實生活與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遺存”當作描寫對象的“尋根小說”。他們超越傳統寫法的文學實驗，使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小說創作呈現出別樣的色調和色彩，現實主義創作愈加開放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