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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朝晖看来，中芯国际的到来带动了张江的发展。“中芯国际的规模非常大，起步时工厂就有上万名员工，张汝京从台湾、海外带来的员工，很多都带着家人子女，他们也有上学的需求。”他记得，在中芯国际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工厂和员工宿舍，甚至还建了别墅区、基督教堂、双语学校，“对于当时的张江，中芯国际建立起一个衣食住行整套园区。”

张江集成电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日后，当从业者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们通常会将 2000 年到 2010 年称为“黄金十年”。

这段时期也可以用“风口”来形容：在中芯国际、华虹几家大厂的带动下，不仅此前分布在上海漕河泾、徐家汇、青浦等各处的集成电路公司陆续搬到张江;“芯片热”也传至大洋彼岸，许多在 90 年代出国留学、毕业后在国外大型芯片企业工作的半导体工程师受到感召，陆续回国创业。短短几年，张江便聚集了 200 多家芯片企业，它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硅谷”。

2004 年，郑朝晖也离开了位于漕河泾的上海贝岭，加入在张江落户的外资芯片企业——创锐讯。这是张江集成电路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本土企业蓬勃发展同时，高通、英飞凌、英特尔等外资芯片企业也纷纷在张江建立研发中心。

郑朝晖记得，创锐讯的上海团队刚刚起步时，在张江高科地铁站旁边的联想大厦六楼租下约三、四百平方米的办公室，但很快就不够用了，到了四、五年之后，团队已经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至 700 余人。

“土地、资金等政策支持是(芯片)企业向张江聚集的原因之一，”郑朝晖分析，“另一方面，人才也是重要原因，当时的海归芯片人才基本集中在张江，芯片公司在这里招人更方便。”

从华虹、中芯国际两家芯片制造公司起步，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逐渐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设计、制造、封测、设备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针对这一垂直市场的半导体猎头、咨询服务、行业媒体等也都应运而生。

低潮期

大约在 2008 年，芯片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一年，晨晖创投合伙人曾浩燊来到张江，当时刚刚从硅谷回来的他，还是一名芯片创业者，“一回来就感觉到，这一波海归芯片创业热潮已经慢慢过了。”作为芯片工程师一员的张俊恩有着同样的感受，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一入行就感觉进入了低谷，最明显的一点是，之前芯片创业企业拿到融资挺容易的，但这之后的几年，几乎很少有公司还能拿到融资了。”

此前几年突飞猛进的隐患开始显露。相比其它产业，芯片的研发周期短则 9 个月，长则1- 2 年，而且第一代产品往往成熟度较低，需要进行多次迭代后在应用上才能达到成熟，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投资风险高、回报不确定。

“半导体产业以前很受欢迎，为什么?”曾浩燊分析说，“以前终端发展慢，比如一个电器可以用十年，同一款芯片可以一直卖，所以只要前期研发好，后面就是不断赚钱;但后来终端迭代越来越快，芯片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整个行业毛利率低下去了，对于技术上没有像巨头那样形成绝对壁垒的创业企业，规模就很难起来，只能越做越低端去寻找收入，毛利也越来越低。”

一位创业者曾回忆说，以海归工程师为主的第一代芯片设计公司，虽然多拥有技术经验，但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在市场、管理方面经验不足，而且企业规模不大，无法形成技术上的差异化和创新，只能用低成本竞争，长此以往，形成了扎堆低端技术、相互抄袭的局面。

根据这位创业者的描述，当时张江科技园内的 200 多家企业中，大多未实现盈利，抵御风险能力较低;他本人的公司则因为持续亏损，已于 2007 年被一家大型企业收购。

“民间资本投芯片是要赚钱的，结果投了几年发现太难赚，受打击了，慢慢就不投了，”曾浩燊感慨说。巧合的是，在同一时期，民间资本有了更好的“去处”：从 2008 年开始，随着智能手机诞生，移动互联网迎来“黄金十年”，正在对芯片产业心生“犹豫”的资本开始转向。

雪上加霜的是， 2009 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长达六年的“纠纷”落幕，在这场半导体行业人尽皆知的专利及商业机密诉讼案中，中芯国际最终两次败诉于台积电，累计赔偿后者3. 75 亿美元及10%股份，张汝京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