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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他引用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观点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其二，内心信仰的驱动。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义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所以，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只能算二流国家。

　　在韦伯看来，盖因天主教信徒重来世，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新教信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一些；天主教这一点类似于佛教。另一个结论是新教信徒比天主教信徒更重享乐一些，也更世俗一点，这样就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三，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

　　韦伯从西方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推导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精确的计算和拥有技术上的基础。这进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学特有的数学及实验的精确理性的自然科学、法律与理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可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与程序规则。那种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自我约束性——理性的计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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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批欧洲知识分子，他曾说，现在的读书人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尼采。

　　正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另辟蹊径，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动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如果说马克思是摧毁性的，那么，韦伯则带有明显的建设性特征。

　　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对财富的贪欲，反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一种理性的缓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热爱金钱，而是内心信仰使然。

　　可以说，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书房创作此书的时候，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一些企业家，他们以比父辈快数百倍的速度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正经受着存在价值的拷问。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新教徒家庭，少年时移民美国，从当电报公司的信差起步，组建自己的公司，在短短几十年里，创建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1901年，卡内基把公司出售，得5亿美元，成为全美首富。

　　就在这个时刻，卡内基发生了内心的焦虑：我凭什么能赚到这么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于我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

　　卡内基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来赚钱的，所以，我要把荣光归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内基成立慈善基金，成为美国历史上捐赠建设图书馆最多的人。在“钢铁大王”的名号之外，又有了“美国慈善事业之父”的称誉。

　　没有史料显示，作为新教徒的卡内基读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他的实践却无意中印证了韦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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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被翻译进中国，是在1985年，韦伯写作此书的整整80年后。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被集体地卷入一场激荡的改革开放运动，商业及企业家成为时代新的主角，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濒临崩溃。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都跟当年的卡内基一样，面临内心的意义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