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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金融机构经营的全行业关联，如金融机构逐步拓展经营范围，交叉持牌，追逐保险牌照，形成拥有银、证、保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以及一些实体企业事实上持有多种金融牌照，而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架构。

“跨领域的业务创新发展，推进、催生了金融市场的融合，这需要金融监管向全覆盖、一体化演进”，曾从事保险监管工作20余年的周延礼，深知不同阶段监管的重点、痛点所在。“强化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职责，已成为货币政策目标之一，国务院金稳委诞生，预示着统一、高效和有力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8年3月13日，时隔20年，金融监管再次迎来历史性时刻，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原银监会与原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与此同时，原银监会与原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可以看到的是，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每一步都在契合市场变化与改革的步伐。

向前看：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挑战才刚开始，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监管体制不是简单的机构撤并，而是结合改革的宏观环境与行业自身发展特点，通过监管框架重塑，从机制和规则上提升监管能力，达成监管目标，提高我国金融监管国际竞争力。

——周延礼

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不断交叉演进的同时，科技力量的汇入，也让传统金融业焕发了“新枝丫”。然而，混业经营、科技加码之下，新场景、新业务的到来，也为金融监管提出了新要求。发展、开放、改革，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

“事实上，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周延礼看来，互联网 金融时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将更加严峻。他认为，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已暴露出诸多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监管思维、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体制、监管竞争、监管空白和监管重叠等问题。

具体来看，“一是‘监管套利’现象持续，不同监管标准或规则的存在，使得性质相同的业务面临不同的竞争环境”，周延礼认为，金融机构倾向于选择监管相对宽松的领域开展业务活动，获取收益。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形成了不少活跃的以监管套利为目标的通道业务。“通道交叉业务造成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增加融资环节和成本，并由于局部存在的嵌套和错配问题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集聚，影响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

“二是‘监管竞争’博弈存在，有的监管部门在促进行业发展和加强行业审慎监管之间存在职责掣肘的问题”，周延礼举例称，如债券发行，在分业管理的机制下，多个监管机构负责审批不同类型的债券发行，如出现债券规模上的扩容竞争，容易造成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的上升。

“三是‘监管空白’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在跨市场关联、跨行业联动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分业监管造成信息统计分割，无法穿透、追踪资金的来源与最终去向，无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决策。“在监管体制以机构监管为主要抓手，实施分业监管的规则下，未能覆盖到高杠杆的融资活动，同时分业监管也造成了资金流向、资金性质等信息缺失，最终杠杆资金入市催生资产泡沫”。

不难看出的是，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范围界限逐渐淡化，忽视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潜在系统性关联，仅进行传统的机构监管，会面临多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的局面。“监管体制的协同推进势必成为金融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周延礼强调称。

如何深化改革?他山之石能给予较好的借鉴经验。“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10个年头。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痛定思痛，大刀阔斧的实施本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纵观而言，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将美联储确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并针对其制定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英国将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的职能移交至英格兰银行下设的审慎监管局(PRA)，实行央行的宏微观审慎统一监管，再独立于英格兰银行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金融市场行为监管职能等等。

“各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以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导向的监管协同性”，周延礼认为，此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思路在于推行“微观审慎监管”。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深入，金融机构间、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间、全球资本市场间的关联性逐渐上升，突破了微观审慎监管原则下机构独立性。“基于此，监管协调、协同的做法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