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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礼表示，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变迁汲取的经验是，随着我国金融不断发展和持续深化整合，我们务必要注重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为监管导向，以规则的协调性、公平性和一致性为原则的功能性监管，强化行为监管成为未来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

事实上，监管体制改革，正沿着上述思路推进。党的十九大以来，健全宏观审慎调控框架和统筹协调金融监管的改革思路，在“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机制调整中充分体现：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成立，成为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统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研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议事协调机构;银行监管与保险监管职能合并，并将行业发展与监管职能进行分离。

“在统一的监管理念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不必效仿欧美等国的监管体制和做法”，周延礼认为，我们可以借鉴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业发展实际，在保留原监管框架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进行监管机制的调整和优化。

“但改革监管体制不是简单的机构撤并，而是结合改革的宏观环境与行业自身发展特点，通过监管框架重塑，从机制和规则上提升监管能力，达成监管目标，提高我国金融监管国际竞争力”，周延礼进一步强调。

对于接下来的改革力度、改革进程，周延礼表示，2018年，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特别是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优化经济结构的任务十分繁重，需要进行较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予以配合并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大幅度重塑金融体系也可能引发预想不到各类风险。因此，“循序渐进”的推进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是较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