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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冯玉祥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着绸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同时，冯玉祥也为军中聘请了随军牧师，以更好地传扬福音并牧养军中的信徒。在冯玉祥的这种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归信了基督。单1924年一次聚会中，就有官兵5000人接受了洗礼。冯军中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最为著名的是张之江将军，张之江曾经极力反对基督教，但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曾于1925年花去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封面上烫有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批圣经分发给部下阅读，也分送给一些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1919年冯玉祥被调任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期间，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罗氏时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疗精神病时，被其开枪打死，冯玉祥对此深感愧疚。为了补偿内心的亏欠，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800块大洋作为学费。不料，罗子却将此款原封不动地返还。冯玉祥便用此款建造了一座可容纳500人的礼拜堂，定名“思罗堂”。此堂全部为木质结构，可以随时拆迁，随意挪动。此后，冯玉祥的军队迁在哪里，就把这座活动礼拜堂搬到那里。1922年，任陕西督军后，冯玉祥依然对信仰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陕西教会的同工多有联系，其中关系最笃的是时任陕西圣公会会长的浦化人牧师。浦化人被国民党逮捕后，还是冯玉祥设法将其保救出狱。在陕西期间，冯玉祥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已请人绘制了蓝图。村的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可惜后因战争爆发，使这一美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1936年，南京基督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冯玉祥应邀参加了布道活动，还给教堂的奠基石题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冯玉祥的墨宝至今依然存留，常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冯玉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