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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规律就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我想赶快把这几十年的积累整理出来，希望对后面的同志有用。”作为共和国的权威刑侦痕迹检验专家之一，崔道植盯着电脑里纷繁复杂的图片模型、统计数据、案例分析等资料，紧张地忙碌着。

从志愿军战士到刑事技术专家，崔道植在人生的“两个战场”都战功赫赫。今年85岁的他，仍忘我工作。他传奇的一生，就蕴藏于这浩如烟海的数据资料中。

袭击军警、持枪抢劫杀人……“白宝山案”被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轰动全国。

当时，北京、新疆两地都发生了涉枪大案，但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壳，别无线索。

北京和新疆，相距3000多公里，两案是否有关联？没人能够说清。

在案件侦查工作陷入瓶颈的关键时刻，身在黑龙江的崔道植连夜飞赴乌鲁木齐。经过三天两夜的鉴定，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北京、新疆两地的弹壳为同一支步枪发射，可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

“这是一个对案件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鉴定！”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副巡视员班茂森说，正是基于这个鉴定，警方找到了侦查工作的准确方向，并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凭借超群的技艺、多年的实战经验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崔道植解开了一个个惊天大案的谜团。他也被公认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这样一位警界传奇英雄，心中也有自己的“定海神针”。采访中，崔道植重复最多的话就是“报答党恩”。

“我是一个旧社会里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童年忍饥挨饿，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统治。新中国成立，人民得到解放，对我来说就是重生，我的生命、我的知识，都是党给的，我要报答党恩。”崔道植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终于挺直腰杆，更加觉得党的伟大。

1949年，15岁的崔道植成为一名儿童团团长。从那时起，他就立下志向：今后要参军，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要入党，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吉林梅河口，朝鲜族青年崔道植报名参军。因为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做了一名朝鲜语翻译员，为抗美援朝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5年，崔道植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结缘，开始在新的领域继续冲锋。

如今，85岁的崔道植仍在刑侦一线日夜忙碌。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曾经的诺言：“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将立即起身！”

“在部队受了20多年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大早，老兵王於昌就开始了晨练。岁月不饶人，他坚持了大半辈子的3公里晨跑，现在改成每天3公里快走。即便如此，看到他稳健迅捷的步伐，还是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有83岁的高龄。

“老王早啊”“老书记早”……一路走街串巷，其他早起的路人看到王於昌，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只是相比以前，大家的眼里更多了份崇敬。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於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直到这次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大家才知道，王於昌原来是曾参与击落U2飞机的大英雄。

当时，王於昌正在某地空导弹部队担任加注技师。打U2飞机的任务下达后，他随部队千里奔袭，和战友们一起在东南一带做好伏击准备。

接到行动指令后，王於昌按规程快速展开加注作业。由于他在行动中超标准地提前完成了加注作业，为导弹搜索和击落目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王於昌共参与了两次击落U2飞机的行动，均出色完成任务，被授予一等功。

1973年，已经升任连长的王於昌转业。回到地方后，他从未向其他人提起过自己这段辉煌的军旅经历。

“一方面是保密需要，不能讲。另一方面，我毕竟开始了新的工作，以前的事没啥好炫耀的。”王於昌说。

转业后，王於昌起初在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做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主要负责卖布。不仅没有了干部身份，工资也比当连长时降了一大半，但王於昌并没有拿出自己曾经的战功去要待遇，而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凭借自己的勤学苦练，王於昌很快从营业员升任人事秘书股长，后来又担任了副经理。

担任领导职务20多年，王於昌一直掌握着给职工们定级调薪的权力，但他从不以此为由吃拿卡要，也从未接受任何吃请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