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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费先生还在，我跟着他去了江村，给他做了长时间的访问，研究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学术。后来我们知道，2000年离费老先生去世，后边也就没几年了。所以我应该是最后一拨儿给他做人物传记片的导演。

　　西方学术界如果想研究中国学者，必看书目是《江村经济》。就是因为费孝通先生这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方法——通过观察一个村落，一个很小的观察点，他几乎能够总结出整个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费孝通先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实际上在做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天时》今天这套工作方法，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在萌芽了。所以又过了20年，我们终于捞到一点机会，捞到一点不多的经费，望其项背但尽量也用一个纪录片的方法去做了。

　　今年是费先生诞辰110周年。很巧，我们这个片子算是给费孝通先生一个献礼。费先生讲述自己身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告别一个旧的时代，走向新的方面的一群人。”他生于1910年，正好是在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和所有人的故乡握手言和

　　北青报：“不多的经费”最后从哪儿来的？

　　吴琦：后来我就不断跟人说这个事。我那个合伙人是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科学家，在海外研究视觉科技，做三维影像什么的。他就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特别想拍。而且他有很多朋友，当时2016年，电影的整个泡沫啊什么都还好的时候，就特别想投这个。但实际上投到一半，有的人就不行了。所以我一开始定的那个预算最后没有实现。就一边在拍一边在减预算。我就说我们就像农人一样拍这个片子，在天地之间让这个片子长，风吹日晒、病虫害，什么都没落下，最后长成这个样子。

　　北青报：六部片子同时在2018年一整年拍摄的，从冬至到冬至，一个时间的轮回。选2018年是特意的吗？

　　吴琦：选2018年是很巧的一个年份，因为它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间。120年之前，“戊戌变法”是真正动摇了当初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人那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几千年都不变的。120年前，“六君子”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变。我们在拍片之前给全组的小朋友都推荐了一本书叫《四千年农夫》，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120年之前动掉的东西，是前面4000年我们积累起来的，一个传统农耕的小亚细亚的生活方式。这个美国学者就认为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的2020年，这个时间的概念其实是从1911年开始才有的。之前我们都不用这个时间概念，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时间概念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转一圈就是一年。转这一圈以后，我们的衣食温饱，都在这一年里就解决掉了。这个片子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站在一年，回望我们四千年的一个时间的跨度。所以很累，很难做，但是我们也把它做下来了。

　　“你是谁呀？你从哪儿来啊？你要干什么啊？”所谓“看门大爷三问”，其实柏拉图老师也问这仨问题。就是我们不断在灵魂拷问，我们会静下心来想，我们该过什么样的日子，该怎么生活。今天，我们都AI了，都人工智能了，我们天天看抖音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所以这个片子从某种角度上，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们这套片子，也想想自己的活法儿。

　　所以我们在全组聊这个片子说“这个片子潜台词叫什么？”我觉得潜台词就是“活着”，或者说在时间这条河里游泳的那个方式，有的人可能用“狗刨”，有的人可能用自由泳，有的人用仰泳，特潇洒。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沉下去，都想游到对岸去。这就是我们生活最本质的东西。

　　我这套片子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合时宜。大家都在看短视频，都在要快节奏的年代，我要把大家扣到这儿90分钟来看一个看上去没有故事的故事。为什么我会做这样一件事情？韩浩月写的《世间的陀螺》，后半本的标题就叫《和故乡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个是我拍这套片子的一个心态。曾经我们认为特别low，特别小镇，都已经过时的生活方式，我们重新再去回望一下，看看里头是不是还有精彩的东西，还有闪光的东西，还有生活最本真的那些东西在。

　　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只是生活本身

　　北青报：你们选择在这么个“网红年代”拍素人，胆子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