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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了这样六个地方，想体现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那本《乡土中国》里说的那句话——“从基层面上来看，中国是具有乡土性的。”我们今天好像过着很现代化的生活，像我每天不喝咖啡好像都不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或农民的后代。我们都在一个乡土性上生活。

　　所以我就跟团队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工作方式跟农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靠天吃饭。下雨就拍雨天，不能让雨停下来。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农民能够让他的庄稼收成好，他一定要有大量田间地头的工作，这个庄稼才能种好。我们拍片子其实一模一样的。”而且那个过程感也是一样的，我们享受拍每一个镜头，并不是为了只有收获的那一个瞬间。就像农人，他在捉虫子、除草、耕地、插秧，各个环节里都是有感受的。

　　“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样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样。”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的一段话。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拍大都市，而选择拍了这样六个点？是因为我特别相信费孝通这句话，它实际上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像活在泥土里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才更真一点。

　　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

　　北青报：这一听上去调研功夫就不小。具体是怎么找的？

　　吴琦： 开车、租车、坐高铁，我们全国跑了30多个地方。我和制片人廖茗，90后小伙伴。我们差20年，他叫我老吴，我叫他老廖。

　　全国都跑，也有人推荐，去了好多地方。根据我们的理念去找这些点，包括当年温铁军搞三农问题在河北定县的试点我也去了。去过终南山，也去了林耀华当年写《金翼》那个村子。最后反而我们选了那些更自然的生存状态。

　　北青报：举个例子，比如天台山那两家人是怎么找到的？

　　吴琦：我们就想，既然我们在讲人顺应天时这件事，一定要找一个真的特别自然的区域。它又在，又能亲自去拍，我们就选择了浙江天台山。我们也是认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我们其实拍的是他的外甥家。片子里那个老爷子多棒啊，老爷子说：“我们从前搬到这儿来，就像现在的人要跑到外面去一样的。”那段祖孙对话，特别动人。

　　天台山确实好，我们去到那儿天天听那个竹林的声音，特别治愈。为什么又选了山下那家？就是我们开始调研以后觉得，这家人它跟四时的变化关联还是弱了点，因为他就是跟竹林相关，挖笋。就又找了山下那家。原来那个片子叫《山上山下》，就讲天台山里的人和山下的人。山下张家大哥那家人，种菜去城里卖，它不是理念先行的生态农业，它被逼无奈的生态农业。他只能靠山吃山。

　　北青报：而且那种冬天围着一个火塘，以前都以为是川西或者藏区的生活方式，在他们那儿也看到了。

　　吴琦：反正我去到天台山那一带，就常常想起我小时候，好像时空又往回扒了一下时钟。就那种湿漉漉的气息，火塘的味道，烟和外面猪粪牛粪的味道，还有那种冷。我们专门给摄影机买了干燥柜。磁头都发霉了，整个那些硬盘都潮死了，机器第二天拿出来都是水。我们为天台山专门设了除湿柜，别的点都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作家他们家，安排了一个基站。

　　北青报：那天看片会，你的PPT里选了一段沈从文的话：“我得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么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吴琦：那是有天我翻沈从文的东西，发现沈从文1934年写的《边城》一个题记里头这段话，特别像我今天想跟观众说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不大众的片子，它是给一些想琢磨点儿事情的人看的片子，想琢磨我们中国人今天活的这个样子的来龙去脉的人。我们看上去讲的都是些很普通的故事，但我希望大家看到更后面的，就像沈从文写的《边城》里的故事。所以我自己给自己这套片子定位说：“如果我们每天在手机里翻的那些社交媒体，或者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或者带货，是一个浮华世界的话，我们这套片子应该算是这个浮华世界之外的边城。”

　　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