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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飞记得特别清楚，小学二年级，还没有学作文，语文老师让同学们用“帮助”造句。他用“帮助”讲了一个故事，写了满满一页纸，“一大早起来我去上学，走到路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在提水，我就帮助她怎么把水提回家。开头结尾，起承转合都有，我们老师特别惊讶，还把这个拿去给我妈看。大概我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在写作上有所擅长，以至于很早就坚定了用写作谋生的决心。”

　　1996年，余飞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来到北京读书。他特别感念把他招进文学系的恩师朱向前，当时他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朱向前老师还劝他不要耽误时间参加考试了。但他固执地去北京参加了考试，成绩其实并不突出——因为当时主要是看发表的作品，考试只是对常识摸一下底。但他回去之后紧急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并把这篇小说和以前的习作全都打印好，装帧得像一本书一样寄给了朱向前。爱才的朱向前老师当时是文学系的系主任，在他的力争之下，文学系破格录取了余飞。这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走在校园中，与无论颜值还是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同龄人一起生活，让人总能保持一种特别亢奋的状态，不得不说，当年系里的文学气息、艺术创作的氛围特别好，我甚至觉得，进了这个环境，哪怕什么都不干，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就能成长。”余飞觉得大学时代对自己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是开阔了眼界和胸怀，心更自由了，理想上升到更广阔的空间。他印象很深，上课经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大家，“我们能亲耳听到像莫言老师这样重量级的大家讲课，而且是极其寻常的。”让他感到特别新奇与震撼的是，“这些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常常是完全相反的，讲的课甚至相互矛盾。这也给我们提供了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方法。”

　　余飞还记得，刚入学时电脑还很少，他是文学系第一个拥有电脑的——一台巨大的、用软盘当存储工具、用英文软件进行创作的台式机。让他兴奋的是，“只要坐几站车，就能到中关村，可以不停地换我的电脑，由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再换新的笔记本。我记得当时中关村那儿还是小平房，一有新的笔记本推荐，我会马上跑去拿旧的换一台新的，至少在那儿换了几十个笔记本。”

　　转折与质变

　　竟然是因为恋爱

　　大学毕业后，心里装着文学梦的余飞和同学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先挣点钱，再回头去写小说。他坦言后来做编剧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也特别感念当时带他入行的徐晴老师，“他是电影学院毕业、学电影的。他当时在做一些戏，我那时想先试一下，结果试一下就觉得还行。后来发现影视行业也挺好的，而且跟文学也有共通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突飞猛进，影视行业慢慢成为让人更能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说有什么命运的转折，抑或是内在的质变，余飞语出惊人：应该算恋爱。当时的场景他至今历历在目，“大约在2006年，我和一群编剧因为同一个项目跟甲方老板一起开会，一下就对其中一个女编剧一见钟情。”如同孔雀开屏一般，他想要拼命展现自己，“没想到激发出了巨大的潜能，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做的是一个警察题材的系列剧，每一集对我都是一个小考试，每一集我都设计出特别独特的结构，人物、创意什么的也都特别新颖，那段时间，在创作上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在余飞看来，那次恋爱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他剧本创作生涯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之前的创作中，我都是跟着别人走。但那一次，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也知道了怎么去向这个好。”

　　不久后，余飞独立署名的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受到广泛关注，还收获了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以及第28届飞天奖。后来跟管虎导演合作的一年，也让他在创作观上受到极大触动，“当时写一部名为《外乡人》的电视剧，那是关于社会百态的描写。虽然那个剧不是很成功，但是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创作认识，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导演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从“听人话完成任务”

　　到“走向生活”

　　再后来的十多年间，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自我训练的成熟，余飞明显感觉到自己研究编剧技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尽一切新奇的创意、角度，去遵循这种技巧的过程，是近乎一种信念感的存在”。

　　余飞认为，在《剃刀边缘》这部剧里，自己达到了技巧尝试的个人顶峰，“当时是从许伟才的小说里抽出一些人物事件，我一边写详细的分集提纲，许老师一边写剧本，大的架构和整个氛围人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到了最后十集，连剧本也是我自己写的。在编剧技巧的研究过程中，那个戏是我个人关于技巧运用的一个极限，尤其到结尾，一点没往下掉，整个情节的设置，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最后完成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