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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刻画出日常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不平等不只是法律条文上的安排，它其实早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性骚扰、侮辱性词汇、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女性等，它们才是真正的剥削工具。

　　杀了恶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通过日常政治的介入，男性成功地让许多女性学会了“忏悔”，使她们陷入茫然和不知所措中，一边忍受剥夺，一边却渴望“稳定”。性别歧视得以公行，男性施压与女性自我说服是同步的，缺一不可，而后者也是男性文化的产物。

　　于是，使女们也会用不断重复的“她的错”，来给违规者施加压力。莉迪亚嬷嬷是一个典型，她并不是没有悲悯之心，只是在冰冷的原则与活生生的人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在她的凶狠、残忍背后，不乏“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她很少想过，自己竟活成了帮凶。

　　然而，在主角奥芙瑞德接受规训的同时，主教（剧中的指挥官）弗雷德却在放飞自我，他收藏了大量的时尚杂志，出入于声色场所。作为规则制定者之一，他深知这些规则是为了管别人用的，他只需对自己虚拟出来的上帝负责即可。因为没有可以真正对话的人，弗雷德习惯于用出轨、玩世不恭、残忍来安慰孤独，他知道这些都是毒药，却无力自拔。

　　弗雷德可怕之处在于，他坚信世界是一个可以操控的装置，合理性就是其底层逻辑，为了“有用”，他可以杀死任何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弗雷德的形象不甚鲜明，他更像一个符号，阿特伍德当然不会迷恋于“描绘一个恶魔，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他”的脑残游戏，偏偏好莱坞却迷恋这个游戏。

　　送盒饭的速度

　　是不是太快了

　　其实剧版《使女的故事》从第一季起，就已与原著出现了很大偏离，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原著没有清晰的逻辑线。为什么一个女性可以公开讨论女权的社会，会突然倒退成狭隘的基列国？原著提到了法律被修改，女性突然变得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过程，但没有更多细节，更没有电视剧中隐喻的，奥芙瑞德等好人没及时站出来。

　　其二，原著对主教夫人几乎一笔带过，却被电视剧塑造成女主角的一生之敌，她优雅、智慧、有野心，只是在理性迷狂的掌控下，丧失了人味儿。

　　其三，原著中有大量碎片式的回忆，它们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被电视剧抛弃。

　　显然，好莱坞不想深刻，它只需要一个能“感动”观众的商品。

　　所谓“感动”，无非是“好故事+角色”，可历史真的只是一个故事？有多少人生能活成角色？在有钱任性的逻辑下，《使女的故事》凭空多了一条上帝视角写成的“故事线”，它反而成了叙事核心。

　　好在，第一季加入了大量个人独白，多少保留了原著风格，剧本《使女的故事》为此放弃了一部分叙事节奏，但在根本处，后现代与娱乐化不相协调，在强制戏剧性下，《使女的故事》渐成慢版《神奇女侠》。

　　不可否认，第四季中的第三集相对精彩，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已成使女抵抗图腾的奥芙瑞德中计被抓，面对严刑拷打，她不肯说出其他使女的藏身之地，然而，当奥芙瑞德看到亲生女儿正遭遇折磨时，她崩溃了。

　　第四季似乎下定决心要加速，至少领盒饭的速度比前几季快——以往永远打不死的使女们，被一辆火车群灭，只留下两人躲在闷罐车中，深入讨论道德、忠诚、团队建设和革命向何处去等。

　　编剧非要奥芙瑞德直面自己当过叛徒的事实——一个道德不完整的人，是否还有资格去反抗？只看悬念，这确实能算是放了大招。

　　从剧版看不出真正的阿特伍德

　　为故事而故事，为悬念而悬念，注定会成为第四季抹不去的暗伤，不论阿特伍德参与程度多深，剧版《使女的故事》都已彻底变味，它与批判恶托邦已无关联。

　　为维持阿特伍德风，剧版只好在皮相上下功夫——渲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侮辱与伤害，以虐拉票。可除了换来“第一集就看得我狂哭！想把周围男的暴揍”之外，解决方案似乎只剩下“基列何时灭国”“尼克什么时候能控制基列”等。可问题是：灭掉基列国，人性的愚昧就会彻底结束吗？两性不平等的历史，就会彻底成为过去吗？

　　我坚信，这是阿特伍德最不愿意看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