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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

　　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

　　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

　　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

　　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

　　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

　　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 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

　　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

　　疑点重重引来猜想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

　　《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

　　在《乾隆甲辰修谱序》中则写道：“当读明史至靖难师起，一时慷慨赴义，如方黄景铁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学戴公国珍，于败亡逋窜之余，间关数

　　万里，君臣相遇，痛哭失声，忠愤之气，赫赫昭人耳目。”

　　比较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在康熙年间的修谱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从亡殉难”；从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开始，就提到戴瑞珊寻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东山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吻合。

　　因戴瑞珊不在丹阳为官，除家谱之外，丹阳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戴瑞珊的更多记载，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一名研究镇江古代史的学者称，戴瑞珊找到过建文帝的说法根本没有听说过，尚待考证。

　　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这篇墓志铭之前，家族中从没有听过跟建文帝有关的传说。

　　很显然，以上推断建立在该墓志铭所述为事实的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观写的这篇墓志铭并没有讲明写作时间，但根据王观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断，这篇墓志铭的历史近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