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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

　　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

　　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

　　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

　　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

　　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

　　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查无此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范金民看了《东山公墓志铭》后，认为墓志铭可能是附会野史。

　　据《云阳戴氏家乘》记载：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

　　范金民在查询了《进士题名录》后，发现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中并没有戴瑞珊这个人。基于这一点，墓志铭中所述之事就很可疑了。

　　范金民表示，家谱造假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有的是为了攀附名人，诳称高贵，有的是杜撰虚假人名作为自己的祖先，不顾客观事实，盲目追求源远。“编着编着，就露出马脚来了，这种现象很普遍。”

　　建文帝出亡，民间传说太多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南、青海、四川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

　　1975年夏天，苏州一带大旱，西郊穹窿山一个小山包上，中间草木全部枯死，但四周草木依然郁郁葱葱，形成了一个方圆五六十米的怪圈。人们推测，山包下为人工挖空，断了地下水来源，所以上面的草木干枯而死，极有可能是座“皇坟”，而坟墓里埋葬着建文帝。

　　2004年，南京一位老先生让庆光向媒体爆料称，自己是建文帝十五世孙，《让氏家谱》中记载：建文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就流传着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明朝正统五年(1440)，有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诈称是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上报于朝廷。经审问，此人是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岁，投入监狱，过了四个月死去。与其同谋僧人十二人均贬戍辽东。从此以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建文帝当僧人往来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