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都受到三个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和阶级，三是个人的教养和特殊性格。
唐代宗李豫生活在大唐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活动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剧烈变化的历史舞台上。安史之乱前他是大唐帝国百孙院的佼佼者，蒙受着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明皇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初期，他是统率千军万平叛的天下兵马元帅，安史之乱后期，他被立为皇太子，进而在政变中即位为帝。为人性格谦柔，宇量弘深， 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动必由礼，重感情，讲情谊。平叛，御边，他心急如焚，乱后求治，改革漕运和税制，理财开源，安定天下，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的不追求。
代宗的心态有如下特点：
一、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如息归降安史旧部。安史旧部李怀仙
一、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如息归降安史旧部。安史旧部李怀仙，等降唐，叛军最高首领史朝义传首京师，仆固怀恩图谋不轨，恐在贼平而宠衰，欲留贼将为资本，故上秦代宗让降将分统河北诸郡，原班人马不动，不改编军队。才促成河三镇的出现，酿成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代宗为什么对安史之乱旧部的降将如此姑息呢？他如此决策的心态又是什么呢？
唐代宗如此决策，出于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一是经过安史八年叛乱，唐王朝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要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需要求助于回纥等少数民族的骑兵，而其援助的代价又太苛刻了，收复长安后，回纥要求兑现诺言，大掠京城的金帛财宝，代宗只好卑躬请求推延到东京收复再让他们如愿以尝，洛阳收复之后，宫室十不存一，东至郑，北至河安阳市，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函谷关以东陕川，东周之地，兽游鬼哭，赏赐稍有不如意，回纥将士就在京师鞭打唐宫吏，这样，如在借回纥骑兵深入唐境内地，对付安史降将，势必造成所过州，县一扫而空。
二是安史旧部多为骄兵强将，且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对其改编，实属不易，处理稍有不慎，就会战乱又起。
三是早在安史旧部请降的前夕，既宝应元年，十二月，吐蕃已从青藏高原挥师东下，攻陷唐朝的临，秦，成等州，安史旧部投降不久，即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又入大震关，攻陷兰，等，据此来看，先按定内部，然后攘外御边才有保障。
代宗在这种形势下的心态是，安史叛军主要首领既已诛灭。下属旧部表示归降，根除安史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只好姑息安史旧部，对仆固怀恩和河蒴的骄兵强将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苟求无事，保住已经出现的统一大局，专注御边，以防吐蕃，回纥，党项等边疆强族入寇京城，稳住李唐天下，坐牢唐室的帝位。
二，对宦官宠信，授予军权，令其统率中央禁军和充任枢密使，唐代宗接受了安史叛乱的沉痛教训，觉察到镇将不好驾驭，武臣宿将易于兴兵作乱，他自己又是在政治舞台上腥风血雨的角逐，得到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戴，才得以太子而登上皇位，遂萌生家奴宦官可靠的错觉，对宦官十分宠信，视为心腹和靠山，并开始把中央禁军大权交其掌管，宦官自持有拥立天子之官，凭借手中的军政，插手朝政，宦官专权之后，连天子也不放在眼里，构成对代宗统治的严重威胁后，代宗又利用宦官内部的争斗和朝官与宦官的毛盾，不失时机的将专权的宦官一个个铲除。
唐代宗抵御边疆强族入寇，镇压犯上作乱的武夫，倚重郭子仪等名将统一筹措指挥是完全正确的，也收到了边疆诸族纷纷内附和武夫表面尊礼朝廷的社会效应，纠正权臣元在专权的弊端，去奢侈之风，整顿朝纲，启用廉洁奉公的杨绾为相，也收到了初步成效，但代宗朝十八年，先后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专权，比起其祖父唐玄宗时代的高力士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朝政危害极大，引起内外臣将的切齿痛恨，代宗比起其父肃宗，其宠信宦官相类，宦官专权的形式也一脉相承，但代宗受制于宦官后，不像肃宗那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而是利用朝官和军将的矛盾和斗争，果断地铲除专权的宦官。
代宗认为家奴可靠而宠信宦官，令其统率禁军的心态形成，一是来自安史之乱，镇将犯上作乱，几乎把大唐江山颠覆，对此他历历在目，心有余悸。二是代宗以宦官曾参决肃宗灵武称帝大业，拥立自己为太子直至即帝位，有定社稷之功，吐蕃攻陷京师，他出逃陕州，宦官又随身护驾，为感其恩，酬其劳，遂以宠信和重用，致使宦官专权达八年之久，当他深感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时，才忍痛割爱，利用朝官把专权的宦官除掉。
唐代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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