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兰州故事】三十年前，我们开启了《丝路花雨》时代
讲述人：许琪
《丝路花雨》成了可以流传后世的经典剧目(资料图片翻拍)
《丝路花雨》创作中珍贵的手稿
讲述人：许琪 原甘肃敦煌歌舞剧院院长《丝路花雨》编导之一
这是一段被辉煌湮没了的往事。《丝路花雨》，一部中国舞剧的巅峰之作，从1979年到今天，时光整整过去了33年，但依然熠熠生辉。
时光返回到35前，1977年的一个寒冷冬季，一个普通的会议室里，一个热情迸发的团体，开始了他们的创编之路。闭门读书，临摹壁画，北京求教……差不多两年的磨砺后，一部巨作就渐渐在世人面前亮相。
蝴蝶效应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南美洲亚马逊河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一下翅膀，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北美洲可能就会产生龙卷风。诞生在西北大地上的《丝路花雨》，在神州大地上兴起了敦煌热潮，也使神秘的敦煌学，逐渐走向普通民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船正在逐渐起航，远离沿海地区的西北甘肃，为何会诞生出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创作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呢？2月12日，许琪讲述了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引子，要打破样板戏
对我们这些亲历者而言，有些事情，现在说起来，还是难以置信的。在1977年秋天的时候，我们想不到，这部戏会是一部巅峰之作。
我当时在甘肃省歌舞剧团，正在从演员向编剧转型中。可以说，才涉猎编导这个行当。秋天，团里紧跟风潮排练了一部戏——《骄阳颂》。排练这部戏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文革”中样板戏垄断舞台的局面。一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敦煌学家常书鸿来团里了。看完《骄阳颂》后，陈舜瑶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28个省都在上这台戏，是不是又是一种全国一台戏的模式。她说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现在想起来，在当时如何搞戏剧，陈舜瑶在思想上已经深入思考过了。过了一两天，常书鸿先生在剧团的小四合院里给我们做了一台关于敦煌的报告。
我是挺着大肚子听讲座的。记得当时人不少，常先生的方言很重，听起来很吃力，但我还是拼命听，拼命记。敦煌艺术我们过去很少接触。常先生在讲东西方舞蹈的时候，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常先生说，东方的舞蹈大多是通过眼睛、手的动作，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印度的舞蹈、中国京剧；而西方的舞蹈则是通过脚和腿的动作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女演员脚尖立起的《天鹅湖》等等。这句话，对我后来编印度舞蹈有很大的启发。
这次讲座之后，就初步定下来，以敦煌为题材搞一部戏。这时，既没有戏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剧本，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团里还是很快成立了创作组，由于没有名字，团里就叫敦煌组。
寒风呼啸，在金刚注目下描壁画
创作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敦煌。我是第二批去的。因为第一批去敦煌时，我刚生小孩，等56天的产假休完之后才下去。这时，已经是1978年的二三月份了。
敦煌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宿舍，我们就住在下寺的大殿里，地上铺了几张床板，再在床板上铺上麦草，这就是我们的床。又找了几张长条凳子，这就是桌子了。大殿里缺腿少胳膊的金刚、力士，一个个怒目圆睁看着我们。吃饭就在研究所的食堂里，菜是长了芽的洋芋，还有些白菜。一周能吃上一顿豆腐，这就很不错了。
白天，我们就跟着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到洞窟看壁画。那时，莫高窟也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没有栈道，路就是悬崖上的羊肠小路。我们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很危险。看三天洞窟，就要休息一天。不休息不行，天天仰着头看壁画，脖子受不了啊。休息了就到研究所的图书室查阅相关的材料，听段先生、史先生等专家讲敦煌艺术、丝绸之路。
看洞窟的时候，有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专家在那里临摹壁画，我们就借了临摹的壁画，晚上拿到宿舍里将白纸拓到上面描。当时，影像资料根本没有，更没有现代化的摄影设备，我们只能靠这种方法收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