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特立斯耗尽心力，顶着道德谴责，以自我毁灭的姿态去追求这样的目标，其野心是要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探入虚构的领地——私人隐私，把非虚构作品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
撰文 | 刘青松
编辑 | 柯雨黎
教区学校，每晚临睡前，少年盖伊·特立斯和同学们总会听到嬷嬷的劝告：仰睡，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这是一种神圣的姿势，也让人不可能自慰。
这是1940年代，美国新泽西州南部一个禁止销售烈酒的维多利亚式社区。当时，这样道德氛围严苛刻板的小镇在美国比比皆是。
1981年，新新闻主义旗手盖伊·特立斯出版关于美国性革命的非虚构著作《邻人之妻》，连续十周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
全书开篇，在1957年的芝加哥，从未听见父母谈论性的少年哈罗德·鲁宾，晚上临睡前会对着男性杂志上的美丽裸体女郎黛安娜·韦伯的照片自慰。
黛安娜·韦伯开始做裸体模特是1953年，这一年，退役老兵休·海夫纳在芝加哥自家厨房的桌上组稿、编辑，推出了《花花公子》创刊号。特立斯观察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突如其来地，男性杂志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说不再非法，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裸体。这些变化，甚至出现在特立斯的家乡。
变化，很大程度上始于“罗思定义”。1925年，纽约落魄地下书商塞缪尔·罗思在他创办的杂志上最早连载《尤利西斯》，并出版售卖《欢场女子回忆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爱经》等书。他因散播淫秽出版物罪名坐牢，出狱后并未收手，为此反复出入监狱。他辩称自己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有文学价值。
1957年，在塞缪尔·罗思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罗思败诉，美国人却迎来了判决意见中对淫秽作品的新定义：一部作品只要有一点点社会价值，就不算淫秽作品。这就是划时代的“罗思定义”。罗思被判５年，但颇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人们能够通过邮购买到让他进监狱的大部分作品。
2018年12月16日，在北京举办的中文版《邻人之妻》读书分享会上，罗思的故事引发感叹。译者许诺讲到，1956年，罗思站在法官面前，听到自己将入狱5年，写到这里，特立斯来了一句：“塞缪尔·罗思，时年62岁，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潮水般退去。”翻译至此，她哭了。她沉浸在这个细节里，感到自己和罗思、特立斯心意相通。
“每个读者都能在书里的这些普通人身上找到共情的地方。”故事硬核工作室作者王天挺在分享会上说，同为记者，他能体会到特立斯探索、呈现真实过程中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并非源于书中的婚外性、自由性爱俱乐部、中产焦虑、中年焦虑那些刺激性材料，而是因为特立斯观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本质关系”。
对特立斯来说，采访不是最重要的，观察才是
观察，是特立斯的存在方式。
这位自称“总是疏离”的意大利移民之子，在《一位非虚构作家的起源》中坦承，自己因为希望“探究别人的生活、提出诱导性问题并期待合理答案”而开始新闻报道生涯。
在《纽约时报》工作十年之后，特立斯写了一篇建立于观察而非采访基础上的特稿。在为《Esquire》(中文版为《时尚先生》)采访著名流行歌手弗兰克·辛纳屈时，辛纳屈患了感冒，取消了原定的采访。谈到写作此文的思路时，特立斯说辛纳屈“已经被一百万人写过了”，既然他不想接受采访，特立斯决定采取的办法就是近身观察他。
他花了三个月时间观察辛纳屈，观察他在酒吧里跟女人调情，观察他在台球室里差点跟人打起来，观察他在舞台下的孤独，观察与他有关的一切细节。这篇发表于1966年的《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成为新新闻主义的经典作品。
特立斯有一套独特的观察方法。他从不电话采访。2017年接受腾讯文化专访时，特立斯表示，他的从业准则是“要到场”：出现在别人面前，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他完全不用录音笔，把它看作最坏的发明，因为“它让采访者失去了听人说话的能力”。他坚信记者在场的理由就是观察他人。
“在特立斯的写作里，采访不是最重要的，观察才是。”王天挺感慨于特立斯花费很多时间精力赢得观察机会的方式：他约一个人采访，第一次见面，只跟对方喝咖啡，天南海北闲聊，就是不聊他想了解的话题。也许要在见过十五次、二十次以后，特立斯才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写他的许可，进入采访环节。所谓采访，更多是相处，观察。
“我需要和一个人待得足够久，以便观察他在某个重大方面的生活变化。我想陪他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我想让自己置身于作战前线。”特立斯在和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罗伯特·博因顿的访谈中说，从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别人对他的反应中了解到的，比和他的交谈了解得更多。“我的报道与其说是与人交谈，不如说是我所谓的‘精于闲逛之道’。”
对此，王天挺作了专业解读：一个小时内，记者的提问一般不会超过二十个，获得的有效答案一般不会超过十个，能写进稿子的细节一般不会超过二十个；而在同样的一小时里，去观察一个人，观察他的表情、动作，他对身边人的态度，获得的细节可能是提问的十倍、百倍。
相较于无声的观察，特立斯对受访人的言谈不那么信任。采访中，特立斯往往会把同一个问题问十遍，并获得十个答案。他觉得每个采访对象的记忆都是有偏差的，而且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撒谎，只有反复问，反复要答案，才能抵达真实。
在《邻人之妻》里，特氏观察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表现形式：最后一章，特立斯作为本书作者出场，用第三人称写自己的性爱之旅，“以表示不管曾和写到的一些人多么亲密地接触”，他“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做一个观察者”。
一种“把自己彻底甩出来”的真实
写《邻人之妻》，特立斯花了九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1960年代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中产阶级静悄悄的性革命，激发了特立斯的创作冲动。他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战后美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性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叛意味。清教传统和对性的迷恋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美国人生活中的内在困境。对写作者来说，这是张力十足的好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