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荣
去年12月30日，方刚教授在其博客发表了《颠覆“性爱三原则”》一文，对李银河博士提出的“性爱三原则”提出了质疑，一时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那么，国外社会对性文化秉持的主流原则是怎样的呢？本文作者刘植荣曾对国外性文化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性与生俱来，但不能胡来”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性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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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和方刚提出了什么
“惊世骇俗”的性话题？
2012年12月30日，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教授在其博客发表了《颠覆“性爱三原则”》一文，对中国性学家李银河博士提出的“性爱三原则”提出质疑。
李银河提出的“性爱三原则”即“自愿、成人、私密”，她认为，不管何种形式的性爱，只要遵守“性爱三原则”，就应像人权那样受到保护；对性的约束越宽松，社会越和谐。
方刚对李银河提出的“成人”才能有性爱反驳道：“假设明天我过18岁生日，我今天晚上跟我的女朋友做爱了，那我就是‘缺德’的，我睡一宿觉转天再做爱，我就是积德的了，非常荒唐。”
方刚对李银河提出的爱要“私密”地做辩称，这是让人对做爱有“罪恶感、羞耻感，至少是羞怯感”，并推测，将来在公共场所做爱会像现在街头接吻一样，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从这篇檄文看，方刚和李银河都提倡性自由，追求“杯水主义”，只不过是李银河含蓄地提出“性爱三原则”，而方刚倡导的性自由比李银河倡导的性自由更自由，认为不应该对性爱有任何约束，也就是“性爱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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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生俱来
人们对性的态度，大多源于宗教。
拿基督教来说，全能的耶和华上帝最初造人，他本可以用泥土一次造出亿万个人来，可他没那么做，而是先造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再从这个男人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让他们成为夫妻，让他们之间有性爱，人类就这样繁衍开来了。上帝之所以这样造人，是因为他想让人类有血缘关系，让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这更有利于人们相亲相爱。
按照基督教思想，人类除了亚当和夏娃，任何人都是一男一女性结合的结果，性是人类繁衍的“原动力”，性是生命的源泉。
作为动物的人与其他动物在生理需求上没什么不同。性，和吃奶、吃食物一样，是动物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无师自通。但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对性的感受和认识肯定有别于其他低级动物，人可以从性爱中得到乐趣，使身心得到愉悦，也就是人们说的“性福”。人的性得不到满足，如同温饱没有得到解决一样，必然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影响身体健康。正如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在《幸福论》中写的那样:“对性的追求也是对幸福的追求,对性爱的追求与个人对幸福追求的密切一致，是最高的人生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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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压抑与性解放
不少性学家认为，人类从17世纪开始，就进入了性压抑时代，谈性就是反抗性压抑，对性压抑的谴责使人有革命般的快感。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是“性解放”的鼻祖，他把性看作是一切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没有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
追求性自由的人认为，做爱不应该受到任何约束，只要两厢情愿，只要不对社会造成危害，爱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做。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因为它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没有让人走出野蛮。而人走出野蛮的一个标志就是有自制力，也就是能克服动物的一些本能，正如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的那样:“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制，他就没有德性。”
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就不赞同性压抑说，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性解放和扩大了的性自由造成的性放纵，实际上是对性爱的压抑，因为它使性关系依附于社会关系，性活动越来越被利用为使人更加顺从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纯粹使人快乐的活动了。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雄辩家阿波罗多鲁斯说：“我们在情妇身上寻欢作乐，女仆日复一日照看我们的身体，妻子养育合法的孩子，并妥善地管理家务。”可见，自古以来，妇女就缺乏“性人权”，遭受男人的性奴役。
要想性自由，必须首先使身体自由。如果人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性自由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认为：“女人只有能够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她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她在违犯当时法律的情况下开避孕诊所，为妇女提供避孕药具和避孕技术指导，其目的就是让妇女避免在性爱中怀孕，只有不怀孕才能使身体自由，进而享受性自由，在做爱中享受乐趣。
所以说，不管何种形式的性自由，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在做爱中可能会怀上的孩子的生命，这是性爱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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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年龄
方刚与李银河争论性与年龄的问题，其实，一个大前提他们都没提到，那就是什么叫“性”。
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西（1894-1956）认为，性是指一切可能促使性行为主体达到性高潮的活动的总和。按照金西对性的定义，性包括自身性行为，也就是单一性行为主体，如性幻想、梦遗、手淫等；也包括社会性行为，即多个性行为主体，即与他人共同实施性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性，讨论性与年龄的问题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自身性行为伴随着人的一生，根本就不存在年龄的限制。
关于社会性行为，各国法律都有规定，与不到某一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犯罪，而不考虑其是否自愿。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人对人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因为在年少发生性关系会给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摧残。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都规定了结婚年龄，就是避免过早的性行为给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
例如，在17世纪中叶，俄国教会把结婚的最低年龄规定为女子12岁，男子15岁。1830年，俄国沙皇与教会协商，“为了避免众所周知的低龄结婚的有害后果”，把结婚年龄提高到女子16岁，男子18岁。但在19世纪，俄国民间普遍存在早婚现象，甚至请求允许女子在12-15岁结婚。这时，教会便与世俗社会达成了妥协，允许女子把结婚年龄提前到12岁，但要有“生理成熟医学证明”。多数女子不找医生，而找僧侣充当生理成熟鉴定员，以便更容易地获得“生理成熟医学证明”。
现在，很多国家虽然法律规定了结婚年龄，但早婚早育现象仍很普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让位于传统与习惯，默认这种事实婚姻。我在非洲考察教育时，常见中学女生在课间给自己的孩子喂奶，12-14岁的女生辍学回家生孩子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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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婚姻
人们对性道德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性、爱与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吻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在过去，人们不结婚被看作是一种变态，现在终身不婚的人越来越多，这已被社会所接受，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无需靠结婚生子来养老。
我在法国留学时，与同在巴黎的社科院的一个留学生相约周末过去包饺子请房东一家。房东是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年轻时就离婚了。当她儿子飞利浦带着一个女人和3个孩子到来后，我与他们寒暄，随口问房东老太：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儿媳吧。房东摇摇头说：不是儿媳，是儿子的同居者。
在法国，非婚同居现象很普遍，每年的新生儿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非婚生。所以，法国很多法律不断修改，以符合这种变化了的家庭模式。法国的各种表格，用“同居者”取代“配偶”一词已成了一种趋势，因为“配偶”必须是有婚姻存续关系，而“同居者”则不管结婚与否，只要住在一起就符合要求。“婚外性关系不道德”显然不符合这种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中世纪，欧洲有种普遍认识，那就是偷情出生的孩子身强力壮，性情暴烈，足智多谋，打起仗来或在爱情上都很狂热，人人惧怕他们，尊敬他们。所以，偷情也曾时髦过。
俄国东正教在1905-1912年间，教会批准了19296起离婚案件，因偷情离婚者有18801起，占97.4%，无房事能力离婚449起，占2.3%。从这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偷情的普遍性。
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当地的人经常给我讲述一个偷情的故事，那就是古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与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的偷情。
示巴女王到访时，所罗门被风情万种、绰约多姿的示巴女王所吸引，两人双双坠入了爱河。示巴女王怀上了所罗门的孩子。示巴女王回国后生下个男孩，取名埃布纳·哈基姆。埃布纳长大后，示巴女王把王位让给了儿子，埃布纳被尊称为“万王之王”门尼力克一世，开创了阿克苏姆王国和传世225代的“所罗门王朝”。现在，许多埃塞俄比亚人相信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为自己是“婊子养的”的后代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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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就可以“乱爱”吗？
李银河和方刚都赞成只要“自愿”做爱，就享受“性人权”，不但不应被干涉，还应受到保护。
我们早已走出了野蛮，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个性自由的压抑，法律的产生必然会约束人的某些行为，包括性行为，对人性的自然状态加以限制，让人有别于其他动物，让人道德起来。
其实，现在各种社会中对性行为的规范，都与当地的文化有关，而文化又依赖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很多国家法律规定近亲不能结婚，说是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可在非洲一些部落，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如果你问一个非洲土著居民想娶自己的妹妹吗，这个土著会疑惑不解地反问你：“怎么？你想娶你的妹妹吗？你犯病了吧？难道你不愿意有大舅子小舅子吗？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你娶了自己的妹妹，那你不会多出一个亲戚来。这样，那你跟谁去打猎？你上谁家去串亲戚呢？”
对性行为的规范是随着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出现而产生的。既然对性的规范是集体意志的产物，这必然会对少数个体造成限制。卖淫虽然是双方自愿，但不少国家都规定卖淫非法，组织卖淫、卖淫、嫖娼是要坐牢的。
乱伦，也被世界几乎所有文化所不接受。1215年，基督教把乱伦罪定在四代血亲上。在法国，拿破仑刑法典颁布前，乱伦都是死罪，但现在乱伦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和双方愿意，则一般不予追究，但这并不代表社会道德对乱伦的认可。
所以说，用自愿不自愿来衡量性爱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必然会引起与法律和习俗的冲突，根本就无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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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私密性
上文业已论述，人的性爱是宗教，是文化，是道德。动物可以在大街上当众交媾，但人在公共场所众目睽睽之下做爱是人类文明所不能接受的。
如今，不少国家立法，明文禁止在一些公共场所做爱。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法令就禁止在海滩等公众场所做爱，违者将处以400-1000欧元的罚款，不交罚款者要坐牢。当然，这一立法也遭到一些人的抗议，认为对一些贫穷的情侣来说，家里住房紧张做爱不方便，可又没钱到旅馆开房，不让他们在大自然享受性爱的快乐，这是对人性的摧残。
就是那些不禁止在公共场所做爱的国家，对在公共场所做爱的方式也有要求。意大利的法律要求在公共场所做爱必须隐蔽，不得被他人看到，否则就是违法。
按照法国法律的规定，“站街女”如果主动与人搭讪拉客，在酒店等公共场所进行性交易，那就是违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一些民族和部落也确实存在性公开的现象，但这仅是婚姻习俗中的一个程序，并非一贯如此。例如，在喀麦隆，新婚第一夜晚新娘的公公带头“听洞房”，夫妻圆房后，如果新娘是处女，公公会高兴地让新娘的姑姑们帮她洗身体，给她身上涂油，公公还要向儿媳的脚上洒水，以示祝福。非洲还有一些部落，新婚第一夜，新娘的妈妈要在床下指导做爱，传授做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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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能胡来
法国文坛巨匠维克多·雨果（1802-1885）写道：“爱就是行动”。“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性”这个古老的观念早就不灵验了，现在，女人对爱与性的追求与感受与男人没什么不同。人们追求性爱，是因为它能给身心带来愉悦。但是，人的性与其他动物的性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人的性有它本身的社会属性。
一些性学家提出“性爱三原则”或“性爱五原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杯水主义”的翻版而已。
性与生俱来，但不能胡来。人在追求性爱享受时，不要忘记自己是个是有别于低级动物的人，既然是人，就要遵守他所在社会传统文化和各种规范。说性是圣洁的，那性必须把性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由此看来，性爱有原则的，不遵守这些原则，也就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基础，是对社会文明的破坏。
刘植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