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三年前刊发了朱莉《我的医疗选择》一文，引发了人们对乳腺癌的关注和热议
文章一经发表，立刻以近乎病毒感染式的速度传播开来。安吉丽娜朱莉的明星效应使得人们开始正视乳腺癌患病风险和预防并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甚至有学者研究是什么原因最终促使她去检测BRCA1、BRCA2基因突变检测并做出了接受手术预防治疗的决定。
三年过去了，虽然朱莉跟布拉德皮特的爱情故事也走到了尽头，但是她依然健康地活跃在影坛。然而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有人发现，当时这起被认为是明星励志故事的事件似乎值得更多反思。
近日，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著名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期刊》（BMJ）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朱莉所引发的“明星效应”似乎并不全都是积极的一面。
研究人员分析了她2013年5月文章发表前后近1000万名女性的保险信息。结果发现，在文章发布的两周内，BRCA检测率增加了65%以上，然而随后数个月乳腺切除术的数量却一直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由安吉丽娜朱莉引发的BRCA检测热潮并未筛选出更多的、需要接受预防性乳腺切除术的BRCA突变患者。
事实上，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相当罕见，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只有存在着家族病史女性才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然而在此次新闻出现后，许多原本无需检测的女性也对这一检测趋之若鹜。这一风潮无疑也对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BRCA检测花费约为3000美元/人，而“安吉丽娜效应”在最开始的两周内导致医疗保险在该项检测上的支出近1400万美元。从长远来看，这一新闻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新闻出现前的2013年1月-4月，平均每月每10万名女性中有16人接受这一检测，新闻出现后，2013年5月-12月，这一数字上升至21人。
综上，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安吉丽娜朱莉的名人效应可能导致了这一检测的过度应用。研究人员写道“名人效应的影响可能会迅速普及到广大观众，但是却难以靶向影响到真正能够从这一检测中受益的人群。”
这还仅是人们盲从明星在健康领域发声的一个例子。2000年，世界上身价最高的新闻主播、CBS主播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关于结肠筛查的言论导致了肠镜检测率的上升，这也被命名为“凯蒂·柯丽克效应”（凯蒂·柯丽克的丈夫因为结肠癌被夺去了生命）。2005年澳大利亚歌手凯莉·米洛（Kylie Ann Minogue）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新闻也导致了乳腺成像预约量的直线飙升。而2015年《好汉两个半》的主演查理·辛（Charlie Sheen）承认自己为HIV患者时甚至创造了美国境内网民搜索HIV相关新闻次数的新纪录。
《时代》杂志曾经对凯蒂·柯丽克唤醒公众结肠癌行动做了封面报道
畅销书《Is Gwyneth Paltrow Wrong About Everything?》作者、同时也是该研究作者之一的Tim Caulfield认为，这一研究表明，明星文化、明星代言对大众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大家应该反思的是这种影响究竟是好是坏？
明星在健康领域方面的影响通常都不那么积极
尽管朱莉的努力唤起了可能携带该突变基因女性的警惕，但是由于BRCA1和2型突变十分罕见，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影响依然是弊大于利。
而就她的专栏文章而言，她如何表述自己的患癌风险也值得商榷。朱莉在文章中写到，尽管患癌风险因人而异，但医生认为她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是87%和50%。
她试图清晰传达她的处境，但是这一含义并未准确传达给大众理解。在Genetics in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朱莉的专栏文章对大众健康人士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一文章并未能真正帮助普通民众真正认识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马里兰的研究人员认为，尽管有75%的美国人知道安吉丽娜朱莉接受了双侧乳腺切除术治疗，但不到10%的受访者能够清楚解释她患癌风险增高与BRCA基因突变的关系。
而专业知识有限的新闻媒体也对这一现状负有责任。另一篇发表在 Genetics in Medicine上的文章（上文Caulfield为共同作者）发现，记者们通常一边倒地赞扬朱莉接受预防性手术治疗，而没有提到这种基因突变的罕见性以及绝大多数女性有许多除手术之外的其他选择。
无论多么巧妙包装或设计，明星在健康领域的代言还是经常会导致公众的误解。不过，Caulfield认为例外存在于一些简单的、公认无误的信息传递上。比如例如系好安全带、不要抽烟以及多吃蔬菜水果等。而当信息相对复杂时，例如考虑到个体基因风险信息时，明星效应在传播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安吉丽娜朱莉的事件应当让我们保持警惕，下次我们再听到有名人传递出健康信息时，他们的意思可不仅仅是“多吃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