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渡尽劫波的男主角雷扎在盟军的救助营地里，被问及“你还记得多少被杀的犹太人的名字”，他开始背诵他记得的2840个名字。盟军军官和士兵们的脸上起初是不可置信，接着他们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混乱嘈杂的帐篷里逐渐沉寂，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犹太名字响起，幸存者机械地回忆他记得的名字，而听众泪水滂沱。在这个片段里，演员们失控的情绪和泪水很可能不是“表演”的结果，因为“记忆名字”这个行为构成了强悍的共情瞬间，这种情感的强度凌驾于虚构和纪实，创作者和观看者都对此束手无策。
用名字捏造的语言，留住了“人”的记忆
《波斯语课》这部起初默默无闻的影片成为话题之作，或许也是因为“名字—语言—记忆”的链条，为大屠杀题材制造了新的隐喻视角和情感支点。电影的开场是撤退的德国军官们把登记犹太人的花名册投入火炉，那些被他们像牲口般屠宰的活人，连名字都被付之一炬，生命遭遇的降维践踏，不过如此。因此，当男主角逐个回忆起那些被烧掉的名字时，这是一个如同弥赛亚降临的时刻，是复活的时刻，名字唤回了与个体、与身份、与活生生的人有关的记忆。瘦弱无助的男主角之所以会记得这许多的名字，是他被抓进集中营时为了保命，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为此被一个管事的小军官捉去做“波斯语老师”，从此得到后者的庇护。压根不会波斯语的他为了延续谎言和性命，把犹太同胞的名字变形成单词，捏造了一种不存在的语言。这种不存在的语言保全了他的生命，也在死亡营的地狱时空里存住了一星半点“人”的气息。
死难者的名字成为语言，语言打捞与人有关的记忆。这是过往的大屠杀题材中未出现过的视角。这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用名字捏造语言”是真实存在过的幸存者原型，这段故事被挖掘、被讲述，既有情节离奇的吸引力，更浑厚的力量来自“名字”与“语言”承载的生命意义，在符号和隐喻的层面，它们是抵抗死亡营恐怖往事的堤坝——那些犹太人，活着的时候不被当作人看待，像牲口般死去；但凡他们的名字被记住，他们至少被保住了作为“人”的历史。
以色列作家阿佩尔菲尔德写过许多围绕大屠杀和种族迫害的小说，但他认为自己真正的风格是“创造了遗忘和记忆之间的意识的声音”，在和菲利普罗斯的对话中，他提出，犹太人的经历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解释成某种昏暗的潜意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被时间揉捏成各种形状，照事件的原状描写的结果是创作者被奴役，产出质量粗劣且离奇的故事，忠于史实的编年史叙述通常是个靠不住的脚手架。阿佩尔菲尔德的这番观点，点明与集中营有关的创作，陈列人性的奇观和样本是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的部分，在骇人听闻的冒险之外，究竟什么样的虚构能进入那段噩梦般的时空？
《波斯语课》在惊喜之外的遗憾就在于此。它也许诚实地归咎于离奇的现实，创作者用惊骇的情节填充了两个小时的戏剧时间——男主角的谎言被拆穿了吗？真的波斯人来了怎么办？他能用一罐肉罐头换来集中营里的患难之交吗？他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救别人？被他救过的人会付出性命救他吗？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是男主角在走钢丝，不如说是剧作者在小心翼翼地编织戏剧闭环。德国军官第一次和男主角用冒牌波斯语聊天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已经忘了母亲的样子”。他不知情地说出一个接一个犹太名字，说着“忘记”的过去——这简直是个精心构建的瞬间，精确到没有留白。这种精巧的结构感覆盖了所有，命运总以巧合作注脚，当观众代入主角的身份，更多觉得这是依赖于人性善恶偶然性的历险，却很难进入一种有信服力的集中营的时空。
什么样的集中营，什么样的叙事？
确切说，这电影占据了新的视角，却进入通俗、常规的集中营叙事。它重复了《辛德勒的名单》或《美丽人生》的路径，集中营成为人性试炼的实验场，军官和囚犯都是善恶并存的普通人，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取决于是善占了上风，还是恶做了主宰。在某些时刻，它甚至是抒情的，比如那位德国军官深情地回忆“因为不愿意加入纳粹党而流亡德黑兰的哥哥”，那个“也许远在德黑兰的哥哥”勉为其难地为军官学习外语的热情提供了一点感情的支撑，但他把学习热情转移成不惜一切保全男主角性命的强迫症，其实在情理层面是荒唐的，以至于剧中人都要揶揄：莫非他是你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