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坤 通俗地讲，北、上、广 、深是四个一线城市，当前这四个一线城市正在向一线都市圈迈进。北京市四套班子搬到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始大规模建设，标志着首都圈提速。2017年12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规划提出要建设上海大都市圈，这在四个一线大城市中是唯一的一个。十年前，国务院有关规划就提出广佛同城发展的问题，广州与佛山多年来共建超级大都市圈趋势明显。深圳大都市圈的发展是深圳市大城市力量外溢的结果。目前，惠州、东莞等市在邻近深圳的部分城区已经“深圳化”（即产业由深圳转移而来，楼房系由深圳企业员工在居住），深汕特别合作区内所有居民也将（已）转成深圳户籍。深圳与东莞、惠州、汕头等正在打造深-莞-惠-汕都市圈值得关注。
四个一线城市正在建设的大都市圈，背景不同，空间结构各具特色，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完全一致。首都市圈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未来市场化力量如何尽快导入并发挥作用是薄弱环节。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城市之间的协调是发展关键。广佛都市圈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现在需要进一步明晰多元目标并引领资源配置，提升广州与佛山城市能级。深圳超大城市在都市圈发展中主导力量明显，如何与都市圈其他城市形成分享机制，是根本性问题。
深圳市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狭小，相当于北京的八分之一，上海、广州的三分之一。按照国家政策，至2020年为止，深圳市的建设用地仅允许增长36平方公里。深圳发展的空间问题是现实的，由于“无地自容”，深圳要充当改革开放的旗舰就面临着许多困难。深圳出现了房价过高、制造业外迁等一系列问题，发展后劲受到削弱。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这个城市圈不断成长壮大为人口过千万、经济总量国内领先的超级大城市。今天则有必要顺应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规律，再描画一个“圈”，这个圈就是“大都市圈”。这个大都市圈要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特征，要充分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成为治理高效、交通便捷、要素通畅、宜居宜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平台和优质生活圈。
深圳大都市圈，有四种可能范式，一是蔓延式发展。二是按照现有经济联系强度，通过交通联结予以增强，比如深圳与东莞一些城镇构建都市圈。三是行政区划定，这种模式体现了区域协调特别是区域帮扶的要求，操作上可能要重点考虑深圳与惠州建立都市圈发展模式。四是飞地联系模式，也就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模式。无论哪种模式，深圳都应该探讨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吞并”其他城市的地盘以扩大自身。
新一轮轨道交通投资将加速形成都市圈发展大格局
四个一线都市圈引领，中国正在进入都市圈时代，都市圈发展所需要的4个条件已同时具备。
第一个条件是城镇化率超过50%，进入城市型社会。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都市圈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率30%时，城镇化开始出现加速度，中心城市壮大。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显著增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开始加速形成都市圈。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0%，2018年底达到60%。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打出都市圈发展战略，通过都市圈这种方式“拉帮结伙”，建立“朋友圈”，实现“软扩容”，这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条件是核心大城市已经足够强。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按照GDP规模，中国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全国占比达到42.5%；按主板上市企业数量，排名前30位城市的全国占比高达69.7%，其中排名前三位城市的全国占比达39.6%；按照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货物出口全国占比高达74.9%；按机场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旅客吞吐量高达81.3%；按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集装箱吞吐量高达97.8%。按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211&985大学数量全国占比高达92.8%；按医疗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三甲医院数量全国占比约为50.2%。未来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引领，其他30～50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构造已初具雏形。
第三个条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较为充分的成长。长三角、珠三角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目多、质量高，有利于充实都市圈的内容。长三角县域资本活力的研究显示，长三角一些中小城市经济活跃，人口众多，埋伏着许多隐形冠军。例如江阴有上市公司34家、张家港19家、诸暨14家。我去调研太仓，这是一个与上海的嘉定、宝山相连接的县级市，是著名的德企之乡，有德企300家。1993年第一家德企来的时候，指名要选择离上海较近、靠近场、港口，但不要在上海市区，这显示了德企选择地点的都市圈意识。除了建制的城市，一批特大镇、特色镇的成长，为未来都市圈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