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央提出“六稳”工作目标，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
目前在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大变局”的讨论尤为热烈：一方面是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工人招聘门槛和薪资待遇不断升高，合格产业工人供不应求，工厂普遍抱怨“用工荒”;一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大量门槛较低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有了新的就业选择。随着外卖、快递、约车等互联网行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者选择离开工厂，转而进入这类新兴业态下“更自由、赚钱快、门槛更低”的生活性服务行业。
为何有的青年打工者宁愿送外卖不进工厂？《经济参考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近期走访东部沿海多个用工大省，采访了青年就业者、用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
进工厂“收入低、不自由”
“你在外卖的路上风雨无阻，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忧郁哀愁;你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我看到的是铁壁铜墙。”一位青年工人网友的留言一时间获得赞同之声，道出了不少同龄打工者的心里话，也折射出青年劳动者择业观的新变。
“收入低、不自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最主要的原因。记者调研了解到，每逢春节过后，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制造业集聚地，都面临着不小的“用工荒”。如今，互联网行业催生的新型生活服务业，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人。
“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广州一家制衣厂老板吐槽“招工难”时无奈地称，厂里曾有百名工人，现在不足30人，曾因人手不够延误了货期。“现在是工人挑工作，尤其是90后心比较大，想去大城市、想去创业，三点一线的生活很难留人。”
“在2018年820万毕业生最想就业的行业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制造业工人的影子。”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现在的年轻人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工厂流水线上机械式工作，束缚与压抑了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限制了他们个性的发挥。
“年轻人不愿意到实体中去做，是认为实体没有前途、压力大、苦又脏，现在不少家庭小康了，也不愿孩子去工厂。”南通祥泽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明说，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催生了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开滴滴、送外卖、送快递、做代驾，相较于“月入过万”的外卖小哥，工厂工人的生活则是枯燥无趣、加班多却收入极低。
“外卖行业最吸引我的还是时间自由、薪酬丰厚。”30岁的外卖女骑手陈大芳曾在一家中日合资的电视机制造厂里做工，从贴标工一直干到班组长，陈大芳最后离开工厂主要是为了家庭。“孩子还小，一家五口蜗居在公婆单位分的小房子里，老公是驾驶员，工作辛苦，我想多赚一点钱，换个大一点的房子。”
陈大芳说，在工厂里要“熬”上10多年才能月入过万。“干外卖，干一单、拿一单的钱，多劳多得，干得好的外卖员，月收入可以达到2万多元，比在工厂赚钱快得多。”
与陈大芳主动逃离工厂不同，陈海波是被迫离开。从1993年进入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当车间工人，到2013年因受到去产能影响被清退下岗，陈海波在产业一线干了整整20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丢掉工作的两年里，陈海波也曾辗转求职，但最终还是选择开网约车作为全职工作。
阿里研究院曾公布过一个估算数据，中国参与零工经济的人员大约是1.1亿人，预计到2036年，这个规模将达到4亿人。2019年1月，美团发布了《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美团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的产业工人，占比高达31%。
快递外卖等存就业风险
“如今，外卖等服务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飞说，大量年轻从业者“逃离”传统的工厂和生产线转向服务业，对保障制造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
“流动性大、效率上不去，产品质量就不好，公司发展受限。”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青告诉记者，公司这几年来业务发展迅速，用工人数高峰时已达到8000多人，即使将公司设在江苏第二人口大县如皋，也依然面临着“用工荒”难题。根据公司25年用工数据分析，最近几年，新进员工7日内流失率高达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