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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人才、资金等要素在都市圈内畅通无阻的流动，不只是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构建都市圈公路和轨道交通网这么简单。它还需要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消除区域间户籍壁垒、技术障碍、跨区域金融服务的限制、市场准入标准不一致，推进公共服务共享和城乡融合发展。

　　由此，伴随的问题是，打破原有行政格局，在基层是一场很大的变革，会使得很多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

　　也就是说，行政区域内变革主体，面临的一方面是利益受损，另一方面是压在头上的改革任务。根据国家发改委指导意见的要求，到2022年需取得明显进展，这是个时间很紧的考验。所以，考验变革主体的权衡术能力的时刻到了。

　　层层深入，往往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就离下一个问题不远了。李奇霖指出，都市圈建设的另一个触及地方政府神经的是，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下，建设都市圈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恐怕都市圈的建设挑战，还远不止如此。比如，都市圈内城市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内部联系不紧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弱、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资源过于集中等。

　　基于此，李奇霖认为，都市圈建设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工程，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依然有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不宜操之过急，政府部门要讲求技巧和方法，防止过犹不及。

　　既然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如何来破解呢？

　　李奇霖建议，可以参考美日英等发达国家成熟都市圈建设经验，成立专门机构来指导、协调、解决都市圈内跨行政区建设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规划、环境因素、建设资金保障等，将有助于加快都市圈的建设进程。

　　采访实录如下：

　　和讯：如今，包括两会期间，大家都在热议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都市圈建设，您在关注什么点？

　　李奇霖：两会期间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城市圈建设的讨论比较多，我重点关注它对城镇化的影响。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在政策层面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和都市圈建设的方式方法。都市圈是指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结合都市圈的概念，未来的城镇化格局，会呈现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空间辐射链条。

　　未来城镇化将继续推进。2018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4%，分别比上一年提升了1.1%、1.0%。这一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的目标。但从全球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日本更是达到了90%，相比之下中国城镇化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但由于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不同，不可盲目将中国的城镇化率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国务院某参事曾预测，我国城镇化峰值在65%-70%，目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

　　在这个阶段，城镇化的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而都市圈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一环。城市圈内部通过产业的分配，形成协同效应，发挥各自优势，有助于解决就业等问题，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和讯：都市圈建设是缓解城市病的“良药”？

　　李奇霖：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形势。推动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正逐渐减弱，经济转型的阵痛凸显，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各部门债务负担较高，而新动能不足，难以对冲传统增长动能的放缓。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