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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朋友和朋友间的企业互相做起了担保。而即使私人关系中找不到担保人或担保企业，有一些客户经理也会在私下极力帮助贷款人完成配对。

　　客户经理们在完成业绩的同时，不少企业的现金流水平达到高峰，表面上皆大欢喜。但很多企业都忘记了自己获得的贷款，加上因担保背负的潜在债务，已远超自己的资产总额。

　　更何况企业们拿着这些贷款通常只会把一部分投入主营业务，大多数都会拿去做些“来钱快”的投资。股票、房地产、矿业都是温州老板们早就盯上的肥肉。

　　用实业赚来的钱做投资在温州是有传统的。在北上广，甚至是迪拜都留下足迹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就是个例子。而霸力集团在倒闭前也高调地进军了矿产行业，以企业大部分的流动资金买下了广西贺州的一处矿产。

　　“做过这一行的都知道没那么好做，而且是越来越难做，所以谁都想找个来钱快的行当。”许乾说。和夏里一样，许乾也是个“鞋二代”。他的父母在1996年开始卖鞋创业，后来靠着代理商，渐渐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开了3000多家品牌门店，期间还自己建了工厂。

　　在他的印象里，一直到2000年左右，家里的生意都真的好到不行，代理商们都需要靠抢才能拿货，有时候遇到降价处理库存，甚至“两只大小不一样的鞋凑一双都有人要拿货”。

　　温州制鞋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技术门槛、低附加值，靠低廉的人工成本，以及高产量形成规模效应，找寻利润空间。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这一度也是个毛利率不错的行业。

　　但进入2000年后，市场内不断涌入新的竞争对手，多数企业只好依靠打价格战求生，毛利率明显下降。用夏里的话说，“谁都可以做这个生意的时候，麻袋装钱的时代就过去了”。

　　所以，在赚了一些钱后，许乾的父母也做了一些投资。不过因为性格保守，他们只投了一些地产项目。对于对资金实力要求更高的矿产，或是收益风险更高的股票、期货，他们都选择不去碰。

　　“现在想想我爸妈这点还是做得很对的，谨慎总没有错，就像他们也从来不给别人做担保。”许乾说。

　　可大多数温州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乐观的，尤其是他们还没花什么力气，就拿到了大笔贷款。夏里举了几个例子来描述当时的气氛，比如他认识的不少叔伯长辈会花几万块钱去买带有“888”的车牌、手机号;又比如他经常跟着父亲去参加一些动不动就花掉几万块的饭局;而在那些饭局上，大家嘴里谈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有时候碰个杯、聊两句，就能说定一个每人投几十万的集资项目。

　　但渐渐地，饭局还是那些饭局，投资机会也依旧还是饭桌上的热聊话题，只是有些老面孔不再出现了，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投出去的钱。

　　“后来你才知道人家是要跑路了，来问你要钱，我爸说他有时候有感觉，但怎么说呢?好像是有种江湖气，就是他知道这个钱给了就没了，但人家来找还是会给。”夏里的舅舅也是个逃跑老板，临走之前，还以合投项目之名，向他爸爸要走了几十万元。

　　不管是矿业，还是房地产，抑或是股市、农产品期货，这些行业来钱快，风险也高，包括政策调控等在内的不确定因素多。

　　许多企业甜头还没尝到就吃了大亏。一旦投资的项目无法如预期拿到收益和本金，他们就无法偿还银行、机构的贷款，或是来自民间资本的借款。这使得他们只能变卖资产，否则就得把当时为其担保的企业一起拉入泥潭。

　　夏里家的担保公司在这一波浪里就亏了不少钱，最后落得关门收场。只是还算幸运，他家还有新疆边贸出口鞋子的生意提供着稳定的现金流，留下了一条生机。

　　许乾家投资房地产还算稳当。但原本与他家一起集资投钱的伙伴却受2011年前后限制贷款炒房政策的影响，遇上了被断贷造成的资金链困难，最后只好找民间高利贷过渡，背上了一身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

　　实力强如霸力集团这样的企业，同样遇到麻烦。因为缺少管理和运营经验，矿场业务停摆，霸力出现资金链困难，为倒闭埋下伏笔。而曾经借了霸力钱，又或是为他作担保的机构、企业、个人，以及与霸力鞋业有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企业，还有公司的员工，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