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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财经大学叶谦撰写的论文《企业贷款互保、担保链风险及其治理政策——基于温州的研究》中引用的数据，温州有近80%的企业涉及担保互保，其中有60%的企业为另外3家企业提供担保;有30%的企业为另外5家企业担保;还有部分企业的担保企业数量超过10家。

　　温州一下子成了全国金融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关联影响，部分杭州、上海等地的企业也被爆出现陷入担保链困局。

　　为指导解决危机，2011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谢旭、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亲赴温州。这之后，温州市政府组织联络组进驻25家市级银行机构，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以防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不过，温州市银监分局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初，温州全市仍有重大风险担保圈33个，涉及信贷金额618亿元人民币。半年后，这两个数据仅分别下降到了28个和507亿元。

　　实际上，时至今日，担保链问题仍在影响着温州企业。

　　2013年11月，吉尔达就因金融危机和担保链影响，业绩持续低迷，被温州市政府列入重点帮扶解困企业名单。2017年2月，因吉尔达仍无法摆脱困境，温州市政府决定对吉尔达鞋业创新启动预重整。同年5月，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吉尔达鞋业进行诉前登记。目前，吉尔达重整计划方获中院批准。这是温州市政府对于解决担保链后续问题的一次尝试。

　　在这之前，温州市政府还牵头成立温州信用保证基金运营中心，并设立包括小微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在内的多个基金，使得小企业不用抵押，不找担保，也能从银行贷款。

　　“现在贷款肯定是比那几年要容易多了，不过，我们对于资金用途的审核也变得更严了，这是现在最重要的审核项目。”安可说。

　　3. 转型的烦恼

　　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用“严寒”来形容2008年之后，尤其是在2013年之前的行业局面。因为除了深陷担保链的企业挨个暴雷，安分守己的鞋企日子也不好过。而且这和2000年开始，本土企业竞争加剧造成的局面还不一样。至少那时候属于本土品牌的市场蛋糕仍在迅速变大。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发布的《全国皮革行业2012年经济运行情况及2013年展望》，中国皮革行业在2012年增速下降，下行压力加大，皮革行业产值、利润、出口增速分别回落11、19和17个百分点。而2011年时，三者的增速均超过20%。

　　许乾记得大约是从2012年起，家里公司从代理商处拿货款的速度明显放慢。过去因为要快速扩张市场，许乾的父母同意代理商采用赊账的方式拿货。在大环境景气的时候，这种模式的问题不容易突显。但当销售速度放缓，有些时候还赶上代理商拿钱去做了别的投资，拿不出钱付货款，那应收账款就成了账面上无意义的数字。“看着挺多，都收不回来。”

　　这逼得许乾父母不得不转变运营模式。之前，许乾家充当着连接工厂和代理商的中间人。转型后，许乾父母变为一个品牌管理者，只掌握品牌的资源，让工厂和代理商直接对接，借此将收款的压力转移给工厂。

　　许乾觉得这是一个顺应时代的改变。最早他的父母能做成中间人主要是因为早年信息不够流通，而他们手中恰好有供货和渠道两头的资源。但现在时代已大不同。

　　这番调整使得许乾家的公司需要建立新的绝对优势。用许乾的话说，他们要提供一种服务，使得自己公司即使不做中间人，也让两头离不开。为此，他们开始为工厂提供代理商推荐服务，并给予货款回款的担保。而针对代理商，他们免费建立供货核销仓储系统，在加强品牌总部控制力的同时，为后续提供销售数据分析咨询服务提供基础。

　　真正落实这些服务的过程比预想得久。工厂担心自己的现金流压力，因此迟迟不愿配合。更大的阻力来自代理商。他们的担心是自己的财务状况会被监管，也觉得这完全是个费时费力费钱的花架子。快三年后，直到许乾大学毕业，决定回家接班时，这番转型才算初步有了成果。

　　许乾是家中独子。作为一个温州“企二代”，接班是没有二话的出路。而父母为了他的接班操了不少心。前面的转型就是为了给他减轻之后的工作压力。与此同时，他家工厂的规模也在被刻意缩小。目前，许乾家的公司只保留了一个客源稳定的专业防护鞋工厂。

　　“我爸妈怕我以后会太累，管生产真的太累了，而且现在的工人不好找也不好管。”许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