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或者创作中的一些形象不同，李鸿章出访欧美，造成了西方的一阵“李鸿章旋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见了李鸿章后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欧洲的报纸也把李鸿章与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并称“当今天下三大老”。在美国纽约，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场面。李鸿章绝对是塑造了当时中国开明的、强悍的国际形象。
李鸿章 - 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李鸿章卷入的塞防和海防之争， 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就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北大诗人海子曾经吟唱“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庸俗一下的话，这是海子向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上背对大海的国家所发出的集体面向大海的呼唤：啊，海军！
李鸿章自建淮军始便开始中国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事业， 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他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更强调了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等人从18 7 5 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 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他们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李鸿章 - 出访欧美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代朝廷受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 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 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 使李鸿章相信“ 二十年无事， 总可得也”。实际并非其所想， 却开启了列强竞相争夺中国的大门。不过， 对于这趟经历， 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 至于根本计， 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 年6 月他到达柏林， 下榻于柏林豪华的恺撒大旅馆。他前往皇宫晋见了德皇威廉二世， 呈递国书， 并致颂词， 对德国帮助中国要回辽东、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为讨教强国之策， 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已经下台的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李鸿章。对于“ 东方的俾斯麦” 的来访， 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 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显然， 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 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 年8 月28 日他抵达纽约， 掀起了美国的“ 李鸿章热” 。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国旗， 礼炮轰鸣， 万人空巷。李受到了“ 史无前例的礼遇”（ 《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力法》， 李抨击这个法案，“ 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 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 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 李鸿章展示了他惊人的经济学知识， 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 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 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 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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