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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领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党的三大胜利闭幕。

由此，在党代会上高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一个惯例。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时，曾将《国际歌》作为《国歌》。至于我们现在唱的《国际歌》，则是1923年由萧山从俄文转译、陈乔年配歌的。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作了修订。

《国际歌》不仅曲谱庄严、激昂，充满着气势和力量，而且歌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将近100年来，《国际歌》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鼓舞着共产党人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些经典般的语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因此，当一次次党的会议隆重召开时，我们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

当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走向敌人刑场时，我们经常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

1929年8月，彭湃与战友们高声齐唱《国际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1935年6月，瞿秋白临刑前，沿途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

在今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殉难处”的花岗岩照壁上，分别用蒙、壮、维、藏、汉五种文字镌刻着《国际歌》和《国歌》。

《国际歌》，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路为初心和使命奋斗的典型标志。

无名英雄的奋斗和奉献

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基本的革命斗争形式：一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二是在城市，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反抗国民党统治或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由于城市环境非常严酷，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非常艰难，也具有很多的特殊性。但在党中央领导下，各个地区、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积极领导城市工作、开展地下活动，包括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获取情报，输送物资、争取人心，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极大地支持了农村的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地下党的成员，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有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党员骨干，也有满腔热血投身抗日和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区域、战线，从事或表面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从履历来看似乎是三教九流。但这恰恰是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斗争的需要。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和环境下，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意志、共同的责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变节者、动摇者，但多数人都经受住了严峻斗争的考验，展示出崇高的革命品质。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党的秘密斗争包括在隐蔽战线开展的工作不能公布，许多从事秘密工作同志的英勇事迹也很少得到褒扬，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宣传他们的事迹和贡献。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就是开展秘密工作的重要组织。它于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在上海建立。特科的勇士们神出鬼没，斗智斗勇，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安全保卫系统，派遣人员打入敌人的情报系统，镇压叛徒特务内奸，搜集重要情报信息，虽然也出了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但总的说来，还是为保护党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以陈修良为书记的南京市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核心区展开斗争，积极发动各种形式的人民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二处、军统南京电台总站、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美军顾问团、蒋介石的侍从室和专线接线员，以及国民党海陆空军司令部，都安插了中共党员和眼线，搜集了大量情报，策反了很多国民党要人。共产党员潘嘉镇打入国防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家里做家庭教师，地下党的秘密材料竟然就藏在郑介民家里。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冒险渡江，将获取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绝密情报，送交位于合肥的渡江司令部，为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