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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大鹏表示自己并非学院派出身，没有明确的艺术上的野心，更多的是一种忠于自己的记录，但他也说，“我希望可以走得慢一点，我希望我的每一次出手都会让大家感觉到不同，这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每一次观众看到你有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超出大家对于你既有的判断和期待。”

　　【对话】

　　最有力量的内容都是真实流淌的

　　澎湃新闻：我还蛮好奇这样一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家人们对于要成为你电影中的一员是什么态度？

　　大鹏：他们的态度就是信任我、支持我，因为无论在外人看来给予我什么样的评价，家人们其实只把我当孩子看，他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电影的导演，或者一个名人。哪怕我不是拍电影的，我是做别的职业的，他们都希望我好，如果能帮到我的话，那就更好。

　　其实现场我不会跟他们讲表演，他们也确实没有在进行表演，一切都是很真实的发生。因为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不那么自在。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这得是充分的信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是我去拍另外一家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来拍我这一家，都不是这样的效果。

　　澎湃新闻：现场作为导演和作为家人的两个自己会不会打架？

　　大鹏：在某些情景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确实是有这两个身份，但是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此时此刻”，我其实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家人。因为这个戏的拍摄它是不需要开始和停止的，也不需要我去指导演员们怎么说话和产生什么调度。所以对于我来讲，只要我在现场就行了。

　　你说的“打架”，只有在葬礼的时候，我可能出现过杂念。杂念并不是来自于我要去拍摄，而是当时身边还有三十几个剧组的工作人员，而我不希望让他们看到我的崩溃和脆弱，因为我不想那样。

　　澎湃新闻：如果一开始就想好只是记录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带一个演员回去？而且刘陆扮演的是三舅的女儿，是否你提前预见了这个家族的矛盾冲突所在？

　　大鹏：我找到刘陆的时候，的确没有意识到后面会有这么多事，只是单纯地想拍我姥过年，而且刘陆最开始是演我的。

　　我们电影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名字叫《姥姥》，我邀请她来扮演我，因为当时我想着是去拍一个文艺的剧情片，我想要表达的的是一个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和一个在大城市里北漂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她们都是女性。我想从两个女性在春节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里，看是不是能产生碰撞和思想火花。

　　结果我姥姥出现了意外，事情的走向整个就产生了变化。但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最有力量的内容都是真实流淌的内容，它不是我想要让事情走向哪个方向，或者想要刘陆去说些什么，那些都是我一开始把事情想简单了。所以我才会说，到最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家人而不是什么导演。我设计的人物关系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在现场决定转而去拍三舅(王吉祥)，才想到说原来三舅是有一个女儿，已经很久没回去了。结果又发生了另一个巧合，是那一年，(三舅的女儿)丽丽居然回来了。

　　澎湃新闻：我自己作为观众有个好奇，刘陆下跪磕头的那个动作是她自己的即兴吗？

　　大鹏：我觉得那一部分的真相是，在拍摄之前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保持着沟通，面对一天的素材去交流分享各自的感受。因为恰好这次丽丽也回到了农村，所以我们三个人会一起聊。有一天我们就问丽丽，如果真的大家针对你爸这个事儿讨论起来了，你会怎么办呢？她说，“如果真那样的话，我就给他们磕一个，因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是发生在我们拍摄那场戏之前，甚至是之前很久，所以刘陆的反应应该是，她在现场调取了此前交流的一个记忆，并且进入角色作出了那样的反应。

　　后期剪辑用了4年，电影上映时和一段经历告别

　　澎湃新闻：看了片子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你说在北京和回到老家的大鹏，完全是两个人。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分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