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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的家族这些亲戚情感上是亲的，但是实际情况很现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待在一起。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成年人来讲，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与亲人们的相处方式肯定都会产生影响，虽然没有办法很精准地摘出来性格里面哪个侧面是受了什么影响，它应该是个潜移默化的，又没有办法具体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

　　澎湃新闻：电影里还有一个很触动人的点，是说家里最年长的老人走了之后，可能一个家族就很难再聚齐了。老人走了之后，你觉得自己和那个故乡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大鹏：他们兄弟姐妹们几个，偶尔会聚在一起，但是聚那么齐确实是再也没有了。我自己的情况其实不够具有代表性。因为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后期，这个过程令我常常会面对故乡和我的亲人们，这反而让我变得离故乡和家庭更近了。我姥走了以后，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也比以前更高频率地去看他们。但更多的孩子，真的是有可能就是家里面的长者去世了之后，会和自己家更疏远。

　　澎湃新闻：电影里王吉祥的生活何去何从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现实生活里后来怎么样了？

　　大鹏：他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拍完了这个内容之后，我也提出来他后面的生活费用都由我来出，给他找一个专业的机构照顾他。我在通化附近找了很多的疗养院，拍了照片，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价格，然后去跟家人们去沟通，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同意把三舅送过去。他们可以为了三舅的未来，去激烈地讨论，但是当真的有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让三舅离开家人去由别人照顾。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家人。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文武香贵”4个人，每个人都去照顾他三个月，这样的话一年就正好一轮。

　　澎湃新闻：大家印象里过年、贺岁，总是应该喜气洋洋的，选择在过年的时候上映这样一部很“年味儿”又挺伤心的电影，觉得对观众是一种挑战吗？

　　大鹏：通过电影的点映，以及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金鸡奖的展映，已经有了很多面对观众交流的机会。大家基本上都是电影看完了之后走出电影院，马上给自己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它会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和家人们的关系，会让我们去反思是不是有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本来是想说，还来得及的时候常回家看一看，但今年的疫情的情况，可能有很多人只能原地过年，不会跟自己的父母守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更让我们意识到和亲人相处的时光是多么珍贵。一开始并没有从商业上去考量它，但现在来看，反而这个时候上映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