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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一部分组成是身边的人组成的，因为你的情绪会被他们所反射，你身边的爱人、同事、朋友，接触到的人都会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于是当像我这样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接触的人和人物关系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讨论和交流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自己关注的事情似乎都表现得特别不同。

　　澎湃新闻：与这之前的电影相比，把这种非常私人的情感剖开来给观众看的感受，和拍一部喜剧或者励志电影给人看的体验会不一样吗？

　　大鹏：作品不同，体验肯定不一样。这个作品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是我的一个新推出的电影，它也是我的一段生活的经历。

　　所以在过去4年当中，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磨后期，因为面对那些素材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挺残忍的。有些时候就不得不停下来，没有办法继续做，所以才拖了4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感受没有办法稀释，对于我来讲是越来越强。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终于要面对观众要上映了。我觉得它上映当然是电影面对观众的一个开始，但是对我来讲是一段经历的结束。这件事挺重要的，生活总要向前走，新的事情要发生，后面的电影还是继续拍，我也不希望自己永远都沉浸在几年面对这些内容的情绪当中。今年4月份我会开机新的电影，也许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澎湃新闻：这次很惊喜的另一个方面是，你在形式上做出探索和实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冲动？

　　大鹏：它确实是一开始就构思好的。构思的那个时候是在2016年，这可能源于我在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些工作习惯。我的工作经历最开始都是在网站上做编辑，可能十几年的互联网的工作经验，它训练了我某一种对于形式创新的好奇心，它也是我的创作冲动。

　　大家说我这次怎么不一样了，但对我来说，这次跟之前我的几个内容都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做《煎饼侠》的那会儿，我觉得中国观众其实没有在银幕上看到过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那种穿着紧身衣和斗篷的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是我想做的。《缝纫机乐队》的时候，也是想着观众们没有在大银幕上看到过演员们真实地弹奏乐器，组建成为一个乐队，去真实还原一个演奏现场的样子。我之前在很多电影里看人弹吉他，因为我自己会弹，所以我一看都是假的，那种音乐现场的还原，在国产电影里是非常少见的。

　　到了《吉祥如意》。在最一开始我在构思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形式上有一个创新，让大家没有看过类似的电影，没有什么可以比较和参考的对象，这是我自己开始的出发点。

　　澎湃新闻：《吉祥如意》可能是你到现在为止最小成本，但最贴近个人表达的电影，它也让你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口碑的认可。作者化表达会是你之后更感兴趣的方向吗？

　　大鹏：我其实并不是传统的电影学院培养和成长的导演，所以对于我来讲，虽然我是在拍电影，但是我每一部电影从创作开始，可能就与其他同行们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理解的《吉祥如意》，它只是这段时间我想去表达的一个内容，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或者想太多，未来可能随着自己人生还会有变化，因为你会经历不同的事情影响你，我可能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变得不一样。

　　我不太会觉得这个作品会影响我后面的创作，因为一部作品它代表不了什么，也代表不了我，我觉得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它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往回看的人，做得好或者不好，或者这个片子获了奖，或者口碑是怎么样的，那都是属于作品自身的命运了。反正我就要向前看，要去做下一个我感兴趣的事儿。

　　很多人看完电影给父母打电话，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

　　澎湃新闻：大家之前了解大鹏北漂很努力的奋斗史，再之前大鹏在老家生活的状态，在你的记忆里是什么样的？觉得那段生活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大鹏：我印象里更多的时间是音乐陪伴着我，因为我父母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下岗了。后来两个人经营着一个饭店，大部分的时候晚上都不在家。那个时候状态基本上是一个人，我喜欢音乐、弹吉他、写歌，每天晚上就弹着琴唱着歌，自己跟自己玩。虽然是有点孤独，但我也能理解我的父母，不然的话我们家也没有收入的来源就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