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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拜，存在着大大小小十几家商会。不过，他们甚少为中国企业说话，在龙城商户过往多次与纳克希尔的交涉中，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么多商会会长），就是想要个光环，回国以后好看，方便办事。”龙凤介绍。龙城一名广州商人则透露，各省对于境外投资的华人企业都会有一定的补贴，但很多时候都落入商会甚至会长的腰包。比如迪拜广州商会，每年补贴30万元，几乎都用来请客接待。

如今，就像龙城的很多商户一样，刘昌的地毯生意已经一年不如一年。过去每个月过百万的营业额，到2016年已经降至每个月10万迪拉姆左右。

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本就泡沫严重的迪拜表现得更为明显。让刘昌更担忧的是，最近一两年，周边的沙特和巴林等国家陆续建立中国城，而迪拜本地也准备建设一座名为“凤城”的中国商品贸易市场。在龙城，除了已经建成的二期，纳克希尔已经规划到六期，并完成了招商。

“客户被分流了很多，一些人开始选在可能离他们更近的巴林或者沙特进货。”刘昌认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正在把中国人挤出迪拜。与此同时，一些商户渐渐对龙城管理方纳克希尔丧失信任。“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这个生意就难做了。”刘昌感叹。不过，尽管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李文则没有这么悲观，他建议龙城的商户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来应对这种变化。

跑路到迪拜

一直以来，迪拜以其免税、透明、公开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国商人前去经商、投资。不过，对于另一些中国商人而言，迪拜是他们躲债、藏匿的乐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龙城尝试东山再起。

张政建在龙城一期和二期都有大量商铺，在迪拜各地还以“山图”为名，开设了多家连锁餐厅。他是龙城最具实力的商人之一。看到他如今的产业规模，很多人都难以把他与8年前出逃的企业家划上等号。

2008年6月，张政建乘飞机借道北京，经香港到达马来西亚，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那个时候，他名下的金乌集团拖欠8家银行贷款共3.5亿元人民币，以及14亿元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张政建原本是浙江义乌大陈镇的农民，1980年代从深圳贩袜子销往河南起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公司逐渐发展为一家涵盖袜业、服饰、纺织原料、酒店餐饮、地产开发、农业等多个领域的大型集团。

一名与张政建有过多年生意交集的龙城商人称，金乌集团破产是必然结果。“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转移了一部分资产到迪拜。同时，银行收贷让他无法再续贷。他想把海外资金作为一个蓄水池，当他发现蓄水池不能调节国内的贷款时，便一走了之。之前他已经提前把太太和小孩都给转移出来了。”

“外逃商人”张政建在迪拜的产业

在张政建跑路多年之后，国内才有人知道他在迪拜龙城。过去几年，有债主专门从国内赶到迪拜，见不到人，最后只能空手而归。2016年8月，一名债主在龙城拿着两张张政建亲手签字的欠条，金额分别为六千余万和三千余万，无力地摇头。张政建觉得这件事涉及自己的名声，不愿意回应。

国内公安人员也曾经到龙城找他，但有人提前透信给他。他的妻子请人吃了一顿饭，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张政建护照是在迪拜补办的，无法回国。

在龙城，尽管张政建实力雄厚，但很多华商并不愿意与他打交道。

龙城一名华商透露，2008年，张政建初到迪拜时，曾通过妻子想到银行贷款1000万迪拉姆，要给银行负责贷款的经理10万迪拉姆。经理正是这名华商的儿子，她让儿子请假别管这一项目。

龙城二期维权期间，张政建邀请维权行动的幕后组织者吃饭之后，纳克希尔很快知道了组织者的真实身份。龙城多名商户透露，上半年，龙城二期商户与纳克希尔谈判期间，商户们希望以退店作为筹码，给对方施加压力。然而，张政建向纳克希尔承诺，一旦有人退店，他将接手。这使得纳克希尔谈判时突然底气十足，商户们无功而返。一些商户认为，张政建在阻碍同胞维权，对他心存抱怨。

张政建否认了商户们的说法。不过，他并不赞同商户们的维权做法，觉得“太简单，容易出事”，“我们出来做生意，肯定不能出事情。”上述龙城华商认为，张政建与其他中国商户不同，他回不了国，只能在这边与迪拜人处好关系。

与张政建的高调相比，其他藏匿在迪拜的中国商人则低调得几乎不见影子。

郭文贵，北京知名建筑盘古大观的操盘手，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2015年，多家媒体曾报道，他与被查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