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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个机构当中，银作局设置最晚，但职能最专。《明史》载“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其产量也最大。内府制作的金银器主要有供用器皿、仪仗和冠服首饰三类。金银供用器皿，从当前的出土实物来看，多是银作局所制见［附表一］。金银仪仗由内府成造，洪武间规定凡亲王、王世子“冠服仪仗行内官监造”，“世子并妃、郡王并妃，系初封，该给银造大器一分，于银作局关领”，但之后银作局未必不参与金银仪仗的制作。就冠服首饰而言，内官监、银作局都有制作，但金银事件、金凤、金簪、金坠头等饰品多由银作局负责。再者，从出土实物来看，确实是银作局所制之物占绝大多数（见［附表一］）。

　　银作局不仅职能专一，且工匠分工细致。由《大明会典》可知，起码在嘉靖时期，银作局有13项工种，包括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银匠、拔丝匠、累丝匠、钉带匠、画匠、裱褙匠。这些匠人应为住坐匠。明代供役工匠，因所属系统不同，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匠隶工部，住坐匠隶内府内官监。供内府各监局差使的主要是住坐匠。事实上，为保障皇家器用的大需求和高质量，内府自然要选择技艺相对较高而流动性较低的住坐匠。当然，若大兴土木，也有将轮班匠拨调给内府的情况，如嘉靖八年营建仁寿宫，就为银作局每季增调12名工匠。

　　银作局工匠数量并非固定不变。根据嘉靖十年（1531）清查的结果，存留工匠12255名，其中银作局274名。嘉靖四十年（1561）又一次清查，留存匠官、匠人共17178员名，其中银作局221员名。至隆庆元年（1567），因老弱不堪役又裁至15884员名，其中银作局有匠官23员，军民匠166名，共189员名。

　　200人左右算不上是大规模制作队伍，如何能满足皇家日益膨胀的需要？实际上，亲王以下的宗亲很难得到内府新制的金银仪仗用器。洪武年间规定“如系旧府先年曾请封世子者，金宝仪仗传用，俱不另给”，“世子并妃、郡王并妃，系初封，该给银造大器一分，于银作局关领，袭封者传用不领”。但后期宗室繁茂，政府难以支给，嘉靖四十四年定“初封郡王及妃，银大器俱令自备，不许请给”。

　　虽然万历十年又议准“帝孙者，仪仗、房屋、冠服及身后坟价照例全给”，但与明前期相比，后期对宗藩的金银器赏赐是缩紧的，这个情况，可能是与当时内府各监局的生产能力，以及糟糕的财政情况相适应的。此外，明代买办的情况很常见，万历十三年（1585），银作局题称“五公主大婚合用金两、器皿等件，行户部买办”。可以说，原本由银作等监局制作的金银器饰，到了明中后期，很可能由于巨大的财政困难、宗室分封的压力以及金银器市场化等原因，内府已无力全额提供。

　　三　制作时间与使用时间

　　器物的制作时间与制作背景息息相关。通过实物铭文、墓葬信息与文献的梳理对照，可以看出以下相关信息。

　　第一，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时间多围绕皇室成员的册婚。其中金帔坠制作时间与册婚时间最为接近，如，梁庄王继妃纪氏于宣德八年册封，其凤纹金帔坠为宣德七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17）；乐安昭定王妃宋氏于景泰二年册封，其凤纹金帔坠为景泰元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19）；益庄王元妃王氏于正德十年册封为世子妃，其凤纹金帔坠为正德九年银作局造（［附表一］之34）；益宣王继妃孙氏万历八年六月册封，其珠冠上凤簪亦是“益国内宝所”“万历庚辰（万历八年）五月”造。册婚所颁赐的金银器饰必有定制。目前所见实物中，藩王宗戚等墓出土的累丝金凤簪、螺旋头锥脚金簪〔图一〕，四珠环、梅花环，光素金钏、花金钏、金八宝镯〔图二〕、帔坠，多与《大明会典》所列亲王纳妃首饰相符［表一］，这就解释了高等级墓葬中部分金银首饰品类的相近、面貌的相似，也表明了明代女性以嫁奁入葬的习俗。帝后身份尊贵至极，定陵有纪年铭文金器75件，其中17件“庚申年”铭金器很可能因万历驾崩而造；而“辛丑年”铭金银器，它们虽与万历帝后无直接关系，但辛丑年是皇长子及诸皇子冠婚典礼之年，这些金银器极可能因此契机而一同制作。可以说，与冠册婚礼的紧密联系则进一步加重了内造金银器的仪制气息。

　　〔图二：1〕梁庄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梁柱主编：《梁庄王墓·下》彩版143，文物出版社，2007年

　　〔图二：2〕益庄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图二：3〕益端王妃金八宝镯　采自江西省博物馆等编：《江西明代藩王墓》彩版26，文物出版社，2010年

　　［表一］亲王纳妃用金银首饰与藩王墓出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