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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许多内府制金银器会重复使用。皇室册婚典礼所需金银器数量颇多，并非每件器饰都由当朝制作。有些是“旧物改新”，如梁庄王所用金箸就是由“内改造”而成（见［附表一］之8）。有些是“旧造新用”，如成化、弘治、嘉靖、万历时期墓葬了出土了永乐款金簪（见［附表一］之6、7、9、10），又如备受冷遇的孝靖皇后所用之物中有隆庆朝制品（见［附表一］之45、46），天启年间入葬的妃嫔所用金银器皿带有宣德六年、九年，弘治元年款识（见［附表一］之16、18、22、24）。不少“前朝旧物”的制作时间依然围绕册婚时间，如在多个墓葬中出土的“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铭金簪（见［附表一］之6-10）。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洪熙皇帝）朱高炽继承大统并封建藩王，而封藩王必选贤女为之配?3?，当时为冠册婚礼大量造作且留用后世也是情理之中。

　　四　影响作品风貌的重要因素

　　（一）官样普遍且严格的使用

　　官方的各种规定对明代器用冠服面貌影响最大，金银器也不例外，且因材质高贵，督之甚严。洪武时期已定衣服冠带等须“如法制作”，皇帝、皇太子、亲王仪仗等亦“依式修造”，永乐七年定“以旧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绘为书册，颁示中外诸色工匠，俾知遵守”，嘉靖七年皇帝甚至亲自参与制定了忠静冠服与保和冠服，并以图册颁示礼部、赐诸王府。地方织造绒毼等物也是依照“降来图样”；供用瓷器亦是“定夺样制”、给出样式。这些由朝廷颁布的“法”、“样”，就是所谓“官样”，它们不仅明确规定了器形、纹饰，也暗含着使用法度。

　　“官样”不仅是保证器物面貌统一的必要条件，更是辨上下明贵贱的直接手段。所以官样不仅被广泛颁行，更被严令遵守。若僭越，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正统三年，英宗“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金银器较瓷器高贵，使用条件更苛刻，凡内府所作必依官样，对其监督也只会更严格，从具体式样到用料，如用金银多少、嵌宝几颗，都有规定，如“梅花环一双，金脚重五钱”、“金八宝鐲一双，八两重、外宝石一十四块”等［表一］。

　　文献说明了官样普遍而严格的使用，实物则亲证了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品类的限定，上文所举首饰种类已是例证，器皿亦如此。以亲王用“金银供用器皿”为参照，按礼制，用金器11种24件（副），银器8种46件，包括壶瓶、酒注、执壶、盂子、漱盂、台盏、爵、杯、盘、碗、汤鼓、匙、箸等，定陵、梁庄王墓、董四墓村明墓等出土器皿多可与之相互印证。

　　同一品类，造型必定相近，若纹样题材、装饰工艺一致，面貌理应相似甚至相同，如〔图一、图二〕所示金簪、金镯。再如银作局万历九年、十年打造的两件银盆。其一出土于董四墓村万历妃嫔墓，为银鎏金鸾凤纹平沿盆〔图三：1〕，高5.1厘米、口径27.6厘米，盆内底鎏一圈金边，圈内为首尾相衔的一鸾一凤；盆沿为八组二方连续的莲花。此盆底铭“大明万历辛巳年银作局造”，辛巳年为万历九年（1581），此年选淑女备九媛，十年三月册九嫔，这件银盆应当是为册封九嫔而制。其二系孝靖皇后王氏之物〔图三：3〕，高5.5厘米、口径28.4厘米，〔图三：2〕为其纹样摹本，其器形、纹样、构图、装饰工艺、尺寸几乎与前者如出一辙。盆外底镌刻“大明万历壬午年”，此年（1582）六月王氏获封恭妃。《大明会典》规定皇妃仪仗水盆样式为“银质，间抹金，中云凤纹，边香草纹”?4?，恭妃王氏与“九嫔”所用银盆可能是册封时的仪仗用器。二者相似至此，若无范本，实在无法解说。所以说官样是明代金银器面貌形成的基础。

　　〔图三：1〕万历嫔妃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　采自梅宁华等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23，北京出版社，2003年

　　〔图三：2〕孝靖皇后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纹样摹本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编：《定陵·上》页167，文物出版社，1990年

　　〔图三：3〕孝靖皇后鎏金鸾凤纹银平沿盆　采自赵凤桐等主编：《定陵出土文物图典》（第二卷），页116，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

　　（二）材质先于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