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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国祚近三百年，内府金银器风貌稳定如前文所述者可视为一类。但另一些式样与风格的确定则需要一个过程。再者，成熟的式样也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帝王喜好的直接干预或是流行风尚的间接渗透，它们随着时代的浪潮而波动。

　　同一品类风格的确立与变化。如明代王妃郡主等外命妇所用金帔坠，从明初期（［附表一］之2）、永乐前期、永乐二十二年（［附表一］之11）、宣德七年（［附表一］之17）、弘治五年（［附表一］之26）、弘治九年（［附表一］之32）、嘉靖二十六（［附表一］之40）年作品可知（见［表三］）：银作局初期所制帔坠造型偏扁平，凤鸟虽为装饰主题，但身形较小，其身形纤瘦婀娜，尾羽修长婉转，周身为祥云环绕，云朵以浅浮雕作，颇生动俏丽，有赵宋遗风；永乐后期至宣德，帔坠鼓腹明显，凤鸟身形变大，姿态更加舒展，祥云数量减少但分布规律，突出主纹的构图已显露，其比例和谐，风格端庄，气度雍容，深具庙堂之美；至弘治时期，凤鸟身首及双翅进一步扩大，几乎占满整个构图，突出主纹的构图已经完全稳定，尾羽短而盘曲，比例失衡，艺术水平大不及永宣；至嘉靖时，凤鸟大而呆滞，工艺更以錾刻代替浅浮雕，整体显得随意而粗糙，风貌与前代作品已悬远。当然，这样的结果虽可归咎于审美，但也需考虑明后期宗室成员不断增多而内府生产力有限的现实。

　　同一式样的风貌变化。以银作局制金累丝凤簪为例，凤簪除凤首以金片锤揲作外，其他部位皆以累丝作，金凤脚踏祥云，振翅欲飞，是明代创制的新样式。此式凤簪插戴于珠翠燕居冠上，乃皇帝纳后及皇太子、亲王纳妃的纳徵礼物之一，从明成祖后像中可观其簪戴效果〔图七：1〕。出土物中，梁庄王妃魏氏、益端王妃彭氏〔图七：2〕、益庄王妃万氏所用金凤簪便是此种，后两对簪脚均刻“银作局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内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董四墓村明墓中所出土的一对凤簪〔图七：3〕，样式、大小都与前三者如出一手，但其花丝更加工整且嵌镶红蓝宝石，对比前期作品，后期制作在端庄之中又添热烈富丽。应当是根据前代式样做了调整，故面貌相近却又风神有别。

　　〔图七：1〕明成祖仁孝文皇后后像局部　采自Craig Clunas， 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p58

　　〔图七：2〕累丝金凤簪　采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编：《玉叶金枝》页36，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图七：3〕嵌宝累丝金凤簪　采自前揭《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69

　　较之造型，装饰纹样的变化更灵活，因而使用范围也更广。以旋瓣小花为例，其花心内以小圈作蕊，花心外为一圈螺旋放射状排列花瓣，如〔图八：1〕金簪头（梁庄王墓出土），〔图八：2〕鎏金银杯底（银作局制，定陵出土），〔图八：3〕青花高足杯底（梁庄王墓出土）。由于构图简单且高度图案化，工匠可在此基础上增减变换而得到新的纹样，如〔图八：4〕银镀金粉盒（董四墓村明墓出土），其顶部所錾纹样便是在原纹上增加了一层花瓣；螺旋花还是蝶恋花一个固定花样，只是花心被换成了各色宝石，如〔图八：5〕金镶宝石纽扣（王宣明墓出土）。〔图八：6〕为嵌宝金带饰（定陵出土）背面，螺旋花既是纹样也是结构，美观而实用。将其于其他纹样相结合又得到新的纹样，如〔图八：7〕酱色地螺旋花纹金锦（明大藏经裱封）。由此也可看出同出一源的官样在各个门类的互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