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喜欢也擅长逞口舌之快，不过，很野蛮很粗俗的语言暴力不那么明显，方言里那些活灵活现的表达或尖酸刻薄的快意，很多时候是透着聪明和收敛的。
成都话“颤”发音同“战”，“颤花儿”指好表现、爱出风头的人，特别是女人，跟“颤翎子”同义。稍稍回味，你就会惊叹语词的精妙传神：“颤翎子”的翎子，即鸟翅膀、尾巴上的长羽毛，也指戏台上武将的花翎。孔雀开屏、锦鸡展翅，惟有颤了翎子，鸟羽那五彩斑斓的美方能凸现；舞台上长而柔韧的花翎，妆点在穆桂英等女将身上，尤其有夸饰的美。随着演员的一颦一笑、一步三摇，又妩媚又英武；“颤花儿”也同样：一朵花如果纹丝不动地开，固然也好。但如果轻风拂动，花枝乱颤，那花就愈加明媚了。所以“颤花儿”通常指女人过于爱表现、喜显摆。而当上颤花儿的，一般来说，多少有几分姿色、或几分才艺，然而又自己夸大了这姿色与才艺。
有段时间，一小撮文青中流行说“耳火耳火”。“耳火”是拆开了的“耿”字，耳火耳火就是“忠心耿耿”的意思，完全版本为“忠心耳火耳火”，特指感情真挚执著。文青们大概觉得忠心耿耿、痴心一片之类说法，太平易落套、太酸涩文艺。所以，要稍稍在语法、用法上犯规、破格，方觉新鲜机俏、心安理得。
不只是文青才喜欢用拆字法。我们有时在街上会看到某女子眉一扬嘴一撇道：那个“亚心波女”（想一想才明白，原来是“恶婆”）；或者，那个“月半波女”。这是典型的成都式牙尖舌怪，既要享受骂人的快感，惩口舌之快，又不忍太过泼辣野蛮，于是转圜一番，用曲折委婉把辛辣调和成麻辣，把粗蛮消解得尖酸。
从清末到民国，苏州丝绸、服装、工艺品的精美雅致一直很让成都人心悦诚服，“苏气”遂成为新潮、时尚的代名词。大约到上世纪六七十年开始，“香港”两个字的洋派意味取代“苏州”，如果说某人穿着打扮“很港”，就是表扬他很时髦了。
与之相反，“苕”代表土气、落伍。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大波》里，从新津到成都读书的楚用，常出入他的表叔、官绅黄澜生家，跟表婶、泼辣漂亮的黄太太有了不伦之恋。黄家的丫头菊花看出些端倪，不过她对楚用显然不以为然，有一次就忍不住嘴一瘪，对黄太太的小女儿脱口而出：“你楚表哥那个苕果儿样子”……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在黄先生眼中，楚用是客人，菊花则是下人；但菊花有她的傲慢与偏见——她是城里人，不苕。楚用家在新津也是有根有基的，不过是穿着打扮举止尚未跟成都风习完全接轨，竟不幸被菊花形容为“苕果儿”。
现在，人们偶然还在使用“弯脚杆”、“弯”的说法。如果说“苕”侧重于装束的落伍、乡土或伧俗，“弯”则在外表的土气之外多了一层没见过世面，行为处事局促、格局狭小的意思。如果成都人觉得一个“弯”字尚且不解恨，极端的“弯”就是升级版或引申版的“蚊香”或“盘香”了。蚊香的形状自然是九曲十八弯，更严重的是，燃烧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去碰撞它，则“烧成灰都是弯的”——那显然就是蚀骨之弯了。这便是成都话的刻薄，和刻薄中的含而不露、曲里拐弯。
“弯脚杆”等说法之所以带有贬义，发源于城乡差异背景下市民阶层对乡下人的优越感。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年住在临街铺面的（80年代以前，临街房屋有商铺，有的则只作住宅，临街那面墙是可以拆卸的门板，后来这些房屋才普遍成为商铺），多是家庭背景和职业都比较普通的市民，于是住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大专院校和国营大厂矿的子弟，便将住临街铺面的居民称为板门店（原本是朝鲜半岛的一个地名）。有的大院子弟若是淡然地说起，某某人是“板门店”的，言下就饱含不屑之意：不过生长于狭隘、贫寒、没文化的小市民家庭嘛。
毋庸讳言，这种以出身、职业、收入、地域划定社会阶层，并在言语中怡然自得、对低于自己的阶层流露优越感的风气，代表了市民文化中不那么可爱的一页。幸而它们正在大部分翻过，或渐渐模糊。
老人楼和叽咕面
〇 萨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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