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宝善堂的网站，把马晓年与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挂在首页，以此来证明这家性治疗机构的权威性。由此可见马晓年在中国性学领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进马晓年在北京玉泉医院的性医学门诊，会发现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并不相称。这里远没有童嵩珍的治疗室“高大上”。坐在墙面油漆斑驳、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诊室里，满头白发的马晓年用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低缓声音说，“我的这个性医学科，算是没搞起来。”
1996年，51岁的马晓年自愿申请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调出，到北京西四环外的玉泉医院开设了性医学门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迄今全国仍仅有两家公立医院设有性医学门诊——除了玉泉医院，还有张滨在广州主持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不育与性医学科。
马晓年介绍说，科室创建之初，作为医院的特色门诊，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与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医院被清华大学收编为附属医院，调整了发展重心，性医学被边缘化，经费也就捉襟见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医院病人不多，门庭有些冷清，性医学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马晓年一共只有两名医生，每天大约有两三个病人“慕名”前来。
马晓年毕竟拥有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也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的出诊专家介绍里。照片下面罗列着他的博客文章，打头的一篇就是论述女性“性福”的问题。
相比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打发一名病人，马晓年给患者看病的时间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时。“要先问性史，找出问题，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还有的需要心理疏导。”不过，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科大夫，马晓年和其他性治疗师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开药。
有统计数字显示，40岁~70岁的男性，阳痿发生率高达52%，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名男性就有1人阳痿。1998年，能够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万艾可(伟哥)诞生，马晓年称之为“现代性学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疗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每天就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万张，第三周每天3.5万张，至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过去，美国阳痿患者的就诊率只有7%，而在伟哥上市之后很快增长到40%。
2000年，伟哥进入中国。一粒50毫克的蓝色小药丸，身价高达人民币99元，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医生们的青睐。
截至2005年退休时，马晓年一共看过2万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过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开了药，而且大部分是伟哥。马晓年说，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阳痿，也需要使用伟哥来辅助治疗。“光有心理辅导不见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够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虑就会因此一扫而空。”
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上，很难遇见潘绥铭。要想找到他，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多到墙角、垃圾箱等能够自由抽烟的地方转悠——会议期间，他更多的时间是躲在一旁抽烟，而不是去和其他参会者交流。
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一名与实践领域相聚较远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大会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对待伟哥的冷眼相看一样。他认为，在历史上，阳痿、早泄之所以被当作“病”，其实是因为不利于怀孕，因而损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论”。而当今，则主要是因为庸医们要赚钱。潘绥铭说，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靠双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决。可是一些医生却只“治疗”男人，根本不问女人的情况。这难道不荒谬吗？大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白白送钱呢？
性治疗江湖
然而，在现实中，为了性健康而“白白送钱”的人却并不少见。
加拿大籍华人陈见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国际再生医学中心”的医疗机构里做性健康顾问。这家机构坐落于上海最有格调酒店之一兴国宾馆，陈见说，她的工作，主要就是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疗方案。实际上，这种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
在陈见治疗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企业老总，他没有病，但时常感到疲劳，没精神，性欲低下，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他慕名来到这里，先做了一个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睾酮(雄性激素)水平很低，虽然尚未达到“病”的标准，但已经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于是，没有处方权的陈见请临床医生给这位老总开出一个综合方案，包括按地中海式饮食结构饮食、加强锻炼等。其实，不论如何调整饮食起居，这种治疗最终靠的，还是补充睾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