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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徐才厚等案给军队造成深层次危害(2)

  法纪是军队的命脉,文化是法纪的基因。军队的法纪是一种文化存在,是部队战斗作风的内在依据。军队之所以以法纪为生命,在于法纪传导的是一种制度文化,是一种坚定理想,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胜利意志。

  2、先进军事文化的血脉里流淌着不可磨灭的法治基因

  文化是一个系统、一种生态,浸润于文化系统之中的军事法制,能够将各种诉求不同、秉性各异的人整合在一起,夯实现代军事文明的基石。我们党在建军治军的伟大历程中形成的军事法治文化,使我们这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一路壮大、战胜强敌,创造出人类军事史的奇迹,成为震撼世界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清晨,是一个历史的永恒。经历了持续半个多月炮火洗礼的上海,在蒙蒙细雨中迎来了这一天宁静的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时,无比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密密麻麻地躺满了身穿黄布军装、和衣抱枪的解放军战士!

  用鲜血和生命赢得城池的胜利之师,在蒙蒙细雨中居然未给自己找一块挡风避雨的栖身之地,当夜攻入上海市区的第三野战军10万大军全部露宿繁华都市的冰冷街头。这不仅是生活于都市之中的上海市民的“奇遇”,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一伟大壮举?这是党和军队用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人民军队的结果。

  习主席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系军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军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军之所至,秋毫无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官兵”。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经典军旅歌曲传唱至今,诠释着人民军队的思想文化,记载了人民军队的文化心路,同时也塑造了人民军队严明法纪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

  诞生于战火中,当初被认为是一支“乱糟糟的流民部队”的工农武装,面对起义受挫,面对强敌追剿,思想涣散、作风也涣散。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创建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创建人民军队?毛泽东十分重视用人民军队的思想和法纪教育官兵、培育官兵,在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锻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文化。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挺进途中,为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流寇”习气和军阀作风,亲自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随后,部队在遂川县分兵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4月,部队转战到达湖南桂东县沙田时,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之后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随后又将“六项注意”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我军最早颁布的纪律条文,构成了我军法治文化的底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深奥的道理,没有抽象的原则,没有难懂的语言,没有漂亮的词句,却是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鲜活内容,深刻反映了人民军队法治文化的思想品质和精神特质。

  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实现共同理想的纪律,是承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它融官兵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于一体,集官兵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境界于一身,鲜明体现了人民军队先进军事文化的理论特征。

  正因为如此,陈毅元帅说:“纪律好即是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人民根据军队的纪律,即可判断军队及政权的性质,来决定其拥护或反抗的态度。某种政权必具有某种军队,人民对政权和军队的性质,在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常常从纪律上来判决,同时军队也是以其纪律对人民作日常的切身接触,这乃是一个真理。”

  正因为如此,我军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莺歌燕舞的和平环境;无论是在乡村都市驻防,还是在异国他乡作战,广大官兵都能以人民战士的高度觉悟自觉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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