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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生活中，有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一个将军一个令”，搞土政策土规定；有的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关系、找门路。“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仍然还有存在。这些典型的人治思维，搞坏了部队风气，损害了干部形象，把党和军队的规矩搞丢了，把官兵的法治信任搞没了。特别是徐才厚、谷俊山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徇私枉法、知法犯法，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危害，是依法治军的绊脚石、强军兴军的拦路虎，必须彻底纠正和肃清。

　　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尊崇。习主席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从强军之基的战略高度谋划和推进军事法治建设。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治官，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严惩腐败、重振纲纪，用法治手段标本兼治，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把法治观念转化为全军的行为准则、精神面貌。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我军的法治文化具有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相统一的法治精神。在强军兴军的道路上，法治精神是“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坚持用法治思维修正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自觉从法的视角审视问题、评判得失、严以修身的法治信仰；是“谋划工作要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权按制度用、事按制度办、人按制度管的法治意识；是常思法规之严，常记法规之律，常执法规之戒，常想违法之害，心存畏法之念，用法规制度检验、审视自己的言行的畏法思想。

　　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头脑之中，法治才能铭刻在心中。

　　4、法治信仰，根植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之中

　　法治的根基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人们出自真诚的信仰。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信仰而死的悲壮和崇高。苏格拉底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被寡头政权囚于狱中判处服毒自杀。他的学生和亲友已打通关节劝他越狱逃往国外避难，被他严词拒绝。苏格拉底大义凛然，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以坚强意志高举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镇定自若地伸出右手接过毒药杯，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他的理由是：法庭判我有罪，如果我逃走，法律就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如果法律失去了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

　　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而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治的真谛和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是一种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力量。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

　　世人一直在追问：南昌起义后剩下不到800人的队伍为何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威武之师、胜利之师？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战而不溃散，在和平时期久经考验而不变色？答案肯定、明确：因为人民军队为理想而生、用信仰奋斗！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这支军队神奇力量的源泉！

　　去年金秋，习主席率领军队高级干部重回古田，寻根溯源、赓续“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血脉，温故知新、传承人民军队红色文化基因。习主席说：“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革命军人的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

　　86年前的红四军，围绕建军原则和治军方式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存在着一些错误思想。毛泽东归纳说：“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单纯军事观点，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认为应该是军队领导政治；不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相反认为军事纪律破坏一些也没什么大要紧，等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以求红军彻底改造”。红四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纠正错误思想，使之成为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