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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时的报告记载：解放上海初入市区的部队，接连两三夜都是在马路边露宿的。尽管当时正赶上江南的雨季，连夜雨下个不停，但由于从军长到基层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战士也都毫无怨言。市民们再三邀请官兵们进屋休息，也一一被他们婉言谢绝。市民们送的慰问品甚至开水，他们也谢绝不受。有一个工厂工人送慰问品给部队，双方互相推让十多次。工人们感动地说：“这真是我们的队伍！”有个商人夜间送烧饼慰劳他家门口的我军哨兵，被谢绝；等哨兵换岗后，他又送给新来的哨兵，还是被谢绝。连送三四次，直到天明，也没有一个战士接受。这位商人不无感慨地说：“解放军的纪律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真是好队伍！”一位资本家看到这一情景后，感叹地说：“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当时正隐居在上海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1949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在左胸上。在永嘉路与衡山路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侧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这一永恒的创举，恰是人民军队严守法纪的生动写照，凸显出在我军的文化血脉里流淌着浓郁的法治基因。

　　1937 年 10 月的一个雨夜，延安延河岸边的两声枪响，改变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的命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军功显赫的红军将领黄克功因情感纠纷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是赦，还是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后批准了边区法院对黄克功处以死刑的判决。毛泽东亲自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77年后，当我们在第一个“国家宪法日”里走进电影院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感受到的是一种人民军队内在一致的精魂：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对人的一种深层关怀、深度指引。先进军事法治文化正是一种“要求个体按照特定行为模式进行法律实践和法律思维”的价值选择。正所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有了先进军事法律文化的强力支撑，我们这支军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才能迈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铿锵步伐。

　　3、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

　　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秩序和治军方式，更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思想的尊崇、信念的坚守和精神的力量。

　　习主席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

　　《史记》记载，商鞅欲在秦国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缺乏信任和信心，便命人在国都市场的南城门立下一根木头，承诺如果有人将此木搬到北城门，就赏给十镒黄金，以表明法令既出必行之诚信。搬一根木头，有如此重赏，人们不信，无人去搬。于是，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增加至五十镒黄金。此时有人将信将疑地把木头搬到北城门，商鞅马上派人兑现赏金，以示不欺。这件事轰动秦国，百姓纷纷叹服，相信官府的话，相信商鞅的变法政策，便拥护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顺利实施。

　　封建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高于国法，虽然有许多仁人志士变法图强，但昏君庸政、“民智不开”，致使心无法治、国无常盛。

　　有民主才会有法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实施宪法，军队也走上依法治军的道路。

　　法治精神是人们尊崇法律、融入法治、严守法纪、坚守法治的内心依据。法治的根基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源于人们出自真诚的信仰，包括尊重法律权威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的精神等，成为铭刻在内心的风尚。法国思想家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我们这支军队有着纪律严明、令到法行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规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也有长足进步，但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