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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七大上，朱德回忆说：那时，“我们有很多干部想创造红军，不是拿苏联红军的样子来创造中国的红军，就是拿中国旧式的军队来看红军。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红军在中国是新的事物，历史上没有的”。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使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胜信念；确立的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把红军与其他一切旧军队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确立的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官兵平等、实行内部民主制度，形成了建军治军的根本制度和方式。

　　《古田会议决议》既是从思想上“以求红军彻底改造”，更是从制度上“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它所确立的建军治军原则和制度，是用法治手段把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改造成了新型人民军队，从根本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法治信仰。

　　从此，我军血脉中注入了党的先进性基因，我军法治建设奠基在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根基之上。毛泽东总结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此，我军法治建设有了法治文化的力量支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建军治军全过程。习主席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寻根溯源、温故知新，赓续血脉、坚守信仰。战争岁月的英勇善战，正规化建设的探索奋进，现代化发展的铿锵脚步，是党的绝对领导赢得了我军历史辉煌，是法治建设成就了我军发展进步。军魂所系，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法治信仰，根植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法治文化基因密码，是我军理想之根、信念之源。

　　滚滚潮流，冲刷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浪花，但最终剩下的依然是不灭的文化火种，是战争中经过血与火洗礼锻造出的强军铁律。一支强大的军队必定是法治彰显的军队，依法治军的背后必然有深厚的军事法治文化支撑。今天，当我们从历史中拾起那些散落的典章故事，拼接出一组强军兴军的法治文化基因密码，更加亲密地触摸到了时代的法治脉搏，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中文化的精神和力量。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兴军之魂，坚定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用法治手段传承优良历史传统，用法治精神培育优良的作风，用法治信仰凝聚强军力量，我军法治文化沃土上萌生出的必将是法治强军的勃勃生机和时代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