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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

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1968年欧洲五月革命中，其学生领袖质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左右。2010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的旧房子，在2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计算方法，内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

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8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生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安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安们的成长，在2010年的媒体舆论中，最热炒的一个短语是："我爸是李刚"。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还能算是成功吗？这样的"失败"是否有更复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