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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全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80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生活本身的严肃性被取消了。今天的80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物的神圣性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80后的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面窥探出什么。2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售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爵迹>》的文章中遍挑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中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是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能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位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80后而言，这一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80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 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