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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拉至1987年。那年3月，张晓彬以艾森豪威尔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学习考察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为期3个月的考察，让其对股票市场有了初步认识。回国后，其开始与岐山讨论创建中国股票市场的事。当时，国内鲜有人了解股票市场。

“没想到，这个设想提出以后，反响极大。”张晓彬说，而从开始聊出一个点子，然后组织讨论、提出建议、起草文件、取得支持、领导批准、形成组织、筹钱做事等等，再到深圳和上海两个股票市场在1990年12月中先后开市，前后约三年半的时间。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亦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正式建立。换言之，始于吃“猪肚丝”的筹建工作持续了三年半。

有时，历史事件始于不经意间……比如，吃“猪肚丝”的背后就蕴涵鸿鹄之志。就像“筹建中国股票市场”的动议，其实是张晓彬和岐山在吃“猪肚丝”时聊出来的。

“这是真事。”张晓彬笑侃。他记得，1987年6月，结束考察回到国内。某天中午，岐山来他办公室聊天，他们就一起到附近的一个小酒店吃饭。当时张晓彬的办公室租在北京市劳保馆，在虎坊桥13号。往南一点有个南华酒店，地方不大却不失特色。他们俩就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因为那里的酱猪肚子做的好，切成丝，加上醋蒜，别有风味。

“就是在那顿饭上，我们讨论了筹办股票市场的事。也许是那盘猪肚丝真的好吃，让人印象很深，后来就成了故事。”张晓彬说。

张晓彬回忆， 当时其说起了在美国的见闻，和金融机构的接触，了解到股票市场的情况。岐山告诉他，国内正在搞企业股份化，早晚也得搞股票市场。

当时两人就商量着多找几个人深入聊聊，并提出了几个人选。“一个是大宫（宫著铭），一个是小川（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大宫当时在人行和体改委都兼职，常直接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小川是经贸部的部长助理，好像当时还在读博士，经常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和体改委讨论有关改革的问题。他们都能说会写，人脉也广。”张晓彬说。

不过，张晓彬与岐山的交情，并非始于那个时候。

张晓彬解释，我们在筹备股票市场以前就很熟。岐山读书多，知识广，点子多，比我也大几岁。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都挨整，都到陕北下乡插队，后来算是表现好，又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工作以后，都做政策研究，他在农研室，我在科委政研室。再后来又都是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许多事能聊到一起。还有老一代人的历史渊源，大家相互之间有长期的了解和信任。

“他学文，我学工，那时都算是经商了。他到现在还在说，我不是个做官和经商的料。我也认为如果我作个工程师或者医生，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可是那时候国家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哪里还有自己选择的余地。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张晓彬说。

接下来，目光再回到证券市场的筹建时刻。

无疑，股市是资本市场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但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而言，却是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新生事物。筹建工作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张晓彬们是否畏难过？

“80年代，国家派大量的人员到西方学习，我曾四次被派出去学习：1981年到1982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学者，在瑞典和欧洲学习科技政策和管理；1983年作为斯坦福的访问学者，在加州硅谷考察高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1987年作为中国第一位艾森豪威尔学者，穿行美国30多个城市，去了解美国的投资体系和金融市场；1994年又去了哈佛商学院读AMP。这些都是国家对我们的投资，给我们一批年轻人学习的机会。回国以后，为国家干点实事也是正常的愿望。”张晓彬笑言。

他说，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和建议筹建股票市场可以说都是学习以后的成果。1985年，张晓彬组织筹备了中创，其是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要靠市场来筛选好项目，又要通过上市来实现高收益，没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实际上缺了一条腿，走不出来，必须有股票市场才能形成完整的机制。”

现在回想起来，张晓彬感叹，那时候办事的效率很高，大家都有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也的确是赶上那个做事的年代了。“有幸的是，当时有许多开明的老一代领导人，是他们在推动和指导改革。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官员、干企业的，大家想到一起，走到一起，能够做些想做的事。”他说。

1988：敢为最先

一次会议，一种标志，一群创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