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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是抽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的，这种寓意极强的动作令人感慨万千。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举国青年为之振奋。历史证明，“开科取士”是稳定知识青年的最佳手段。1984年，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77年~79年上大学的这批人，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都有过摸爬滚打的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身上都有一股韧劲儿，求知若渴，比如根据同窗回忆，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的现任总理，那会儿终日揣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卡片，用橡皮筋儿一扎，一有空就拿出来背。

时代亏欠这代人的东西，会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补偿会是无比的丰厚。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982年，陈云提出要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2]：“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学校，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昔日挑战制度的韩寒，也在成年后这样写道：“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几代人后，社会的阶级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变得更难了……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昔日带领一群北京四中高干子弟呼吁废除高考的孔丹（父亲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虽然没读大学，但动乱结束后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做了中信集团董事长；而当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则足足坐了15年的牢。

这正如韩寒所总结的：成熟的向上流动通道，寒门子弟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学别人那样潇洒地弃如敝屣，最终倒霉的都是自己。

第二次： 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体育馆内冷冷清清，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前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从突然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这是展厅里心生妒忌的同行送给鲁冠球的一个下马威。虽然连脚底破洞的解放鞋都被淋湿了，但鲁冠球依旧开心的嘴不合拢。他们产品的价格比体育馆里的那些“正规国营厂家”优惠足足20%，没几天的光景，就拿到了200多万的订单。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200万只是一个开始。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这个小作坊，一步步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企业家的的人生跃迁。

农民，几千年来都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食物链的最末端，改变阶层的机会少之又少。

1955年，旨在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民加入合作社后集体劳动，吃大锅饭，而后全国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禁止农民自养牲畜、发展家庭副业。这股风潮一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产资料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消灭殆尽。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8位不堪忍受穷困生活的村民，用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此时，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