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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加入WTO、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了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世界的50%、铜消费占36%，铝占41%，锌占40%，铅占41%，大豆占24%。

货币对资源价格的上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入WTO后，国家外汇储备从2000亿突破3万亿美金。以外汇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国内出现货币供给宽松的局面，加速了资产水平价格的上涨。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周期性和资源型行业，煤炭价格完美的享受到了这一波超级红利。

行业黄金十年的起点是2002年。在这一年，国家发文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2000年的每吨129元，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并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煤炭行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2011年的6.5%。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飙涨。

黑金狂潮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并贡献了无数关于权谋、香艳、暴力和挥霍的故事。

笔者曾认识这样一位煤老板：90年代承包国营煤矿的坑口，一吨煤只能赚几块钱，遇到市场谷底，堆成小山一样的煤即使白送也没人愿意来拉。2002年后煤价坐上火箭，开始日进斗金，2006年拒绝了同行3.6亿的收购，2009年被矿难困扰，最后以13亿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国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财富故事，曲终人散于2008年。这一年，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在灾难中死亡，这场事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山西用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煤炭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矿被国进民退，整个山西的办矿主体从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血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的讽刺还在于：煤老板被国营煤矿整合时，通常都拿到了丰厚的补偿款或者转让款，多数人转手就去买了大量北京上海的房子，避开了2012年之后煤价的暴跌。而当年背景够硬可以不被整合那些煤老板，反倒是在煤价暴跌中负债累累，甚至没能熬到供给侧改革的那一天。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群体，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因素，他们的财富额、影响力和活跃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 楼市疯狂

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

——任志强，2016年10月

2001年，《温州晚报》选了8月18号这个吉利的日子，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挤满三节火车车厢来到上海，花了时间三天狂扫100多套房子，豪掷5000万元。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圈子里传播着，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专业炒房团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食利者，他们的线索通常来自新闻联播和权威报纸，政策的变化，往往就隐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里。

政策的松动始于1998年。当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这开启了中国的商品房时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开启了“黄金十年”。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到来了，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火车。

根据天风证券的统计[13]，“黄金十年”的数据惊人：从1998-2007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24%，拿地面积平均增速21.1%，新开工面积平均增速17%，商品房销售面积平均增速20%，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速只有12%。在这期间，无论是豪掷千金的专业炒房团，还是多供一套的老百姓，都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突飞猛进的十年告一段落，一二线城市积累了大量难以消化的库存，但随后而来的“四万亿”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绑，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2009-2010年之间房价再次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才将疯狂之势摁了下去。

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到64万亿，涨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远超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的最后疯狂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