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时尚网移动版

早在1969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个庄稼汉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进城当过铁匠，开过面粉厂，六年换了7个地方，都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无疾而终。这次，精明的他学了个新办法，他说服了大队干部，让他使用农机修配的招牌，大队给鲁冠球记工分，赚了钱归大队。

到了1979年，脑子灵活的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社会的主流声音对乡镇企业噤若寒蝉。想要参加汽车展销会却拿不到资质的鲁冠球，想到了开头摆地摊的办法，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事情在1984年迎来转机。这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今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第三次： 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1989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在1978年之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兑现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2]：在天津的一个旅馆里，一个倒腾钢材的“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再顺手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然后第三名又找到第四名……最后提货单还没出旅馆，价格就由每吨700元涨到1600元。

80年代靠倒爷发家的人很多，上到红头批文，下到日用百货，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倒卖牟利的。

比如1988年冯仑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苦于没有经费。临行前，中央体改所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彩电当时是紧俏的商品，一纸批文价值不菲。到了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立马拍出了30万元，这批文比支票还好使。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也没闲着。1983年，王石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了300万，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后来创办万科的底子。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冯仑和王石那样“幸运”，同样加入倒爷大军的柳传志，就被骗子骗走了14万，当时他工资每月才104块。

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倒爷阶层赚取的暴利，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国家和老百姓。曾经有学者做出估计：因为价格双轨制而流出的财富高达几百亿。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转移，让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和阶层跃迁。但这场财富狂欢，是80年代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最终成为诸多事件的导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19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