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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早晨5点起床，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机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的街边摆起了地摊。没过一会儿，电视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后赶来，拍摄的拍摄，吆喝的吆喝，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后来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这位摆摊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13]，而后者刚刚在3个月多前，完成了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的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放弃体制内的舒适待遇，显然是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比如，92派下海多从事房地产、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厮杀。陈东升后来总结道：“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句话里，“余威”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5]：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第五次： 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

曾在历史上聒噪一时的晋商在2000年后再度崛起，主人公从乔家大院换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们身上第一个标签。

有中国富豪杀猪榜美誉的胡润排行榜曾经这样统计过山西的黑金财富：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600万元的有49000户，拥有千万资产的16300户，拥有亿元资产的1460户，超过70%的富人都来源于煤焦产业。相比之下，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元。

煤炭，成了山西大地上新的造富图腾，暴富神话就像失控的火山口，挖煤、洗煤、贩煤、设备、运输甚至路边的饭店，也都跟着腾飞起来。伴随着煤价的疯涨，曾经落后贫困的山西突然迎来了煤炭行业高歌猛进的十年，而这背后，正是2000年后中国第一个工业化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