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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做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